本文从“文体精神”的角度,探讨了《故事新编》如何以其独特的文体形式,对其深刻的精神内涵进行张扬。根据《故事新编》的文体特点,本文从题材选定,叙述策略和审美趣味三个层面,揭示了其文体个性与其精神指向之间的互动关系。在题材的选定上,《故事新编》以历史事件为对象进行重新书写,这来自鲁迅长期以来对历史本身的关注。而小说集主要表达的是对中国传统“历史话语”的质疑,揭示其作为权力话语“修辞性”的一面。选择上古神话、诸子传说为题材,意味着鲁迅将重返华夏民族的原始记忆,对中国文化思想史进行系统性审视。从“神话时代”到“英雄时代”再到“诸子时代”,《故事新编》疏理了人类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各种方式。从“死后”到“冷遇”再到“逃遁”,鲁迅又从现代人的角度,对人类的理想国进行了批判性思考。小说集彰显了对中华文明的整体性反思和现代性观照,实现了历史关怀与现实人生的成功对接。在叙事的策略上,《故事新编》对其“源文本”的各个叙事要素进行了重新整合与创作。在事件处理上,《故事新编》通过拼接、改编和增益等手段,对原来的事件进行了因果律的整合,使“故事”“情节化”,将事件放入了鲁迅的价值链条之中,鲁迅由此获得了历史的阐释权,《故事新编》开始了“人的历史”的书写。在人物关系上,小说设置“行为型人物”和“背景型人物”的交锋,两者冲突的本质是独异的个人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人物使用的白话、文言、外来语这三样语言样态的错落,展示了不同身份人物的话语权斗争,官方语体和文化帮闲是其讽刺的指向。在结构编排上,《故事新编》中极富特色的“建构／消解”结构表达出了鲁迅内在的“反讽世界观”,配合以小说峻急与舒缓的交替变奏,小说的悲剧主题得以充分诗化地表现。在审美趣味上,“故事新编体”有着交融驳杂的特征。在叙事视角上,对圣哲凡俗化的想象和故事冲突的喜剧性表现,充满了“民间”气息,但鲁迅又对这“民间”暗含批判。在观照方式上,文本中的个性激扬与零度叙事,表现出的是小说中无处不在的魏晋风度,小说充满了对国民性中“诚”与“爱”的呼喊,但同时又不忘展现现实人间的诸多无奈,指出了实现诚与爱的艰难。在小说体裁上,历史的“文学化”,使《故事新编》有了自由、超越的一面,而小说的“杂文化”,使得小说重返人间,介入现实。小说荡漾在诗-思-史之间,试验性的小说文体和严肃的思想主题使《故事新编》呈现出了“不游而游”的精神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