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研究中国文艺学派译论时期(即中国传统译论发展时期)多位译者的翻译标准与其自身实践相矛盾的制约因素的相关问题。我国翻译之事,由来已久。自翻译活动开始以来,学者们对翻译问题的思考从未停歇。随着对翻译活动的不断探索与发展,学者们纷纷提出了各自的翻译理论,可谓种类繁多,百花齐放。而翻译标准一直是翻译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我国翻译理论的诞生与发展可谓源远流长,最繁荣的时期,当属以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信、达、雅”为开端,经由傅雷“重神似而不重形似”、钱钟书“化境”等中国翻译大家发展的文艺学派译论时期。这些翻译家的翻译理论成果为我国翻译事业开创了新局面,是奠定我国翻译理论体系的最初的基石。但总体来说,这段时期从根本上来讲,学者们始终未摆脱以“忠实”为基本的翻译标准,即以“信”为第一要务。然而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解构主义等西方翻译理论的诞生,传统翻译理论中以绝对“忠实”为中心,强调译作与原作全方位对等的思想被推到了翻译批评的风口浪尖。许多学者对“忠实”标准进行了解构,认为两种语言的交流与差异注定了翻译的不忠实。因此,也就出现了“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的翻译观,强调翻译标准的多元化。由于中国传统译论时期译者翻译标准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以及翻译界对其思想在现实实践中可行性的质疑与批评,建立在两者矛盾性基础上的制约因素分析也因此而顺理成章。就学者们对翻译标准的研究来看,大多数研究通过宏观层面对中西翻译标准的本质特性探讨来指明没有一条翻译标准可以被视为最佳标准,主张标准多元化;且谈翻译标准的制约因素多将其与影响翻译的因素相混淆。因此其研究对象广,研究范围窄,研究深度浅。对翻译制约因素的研究,学者们则主要从不同角度对影响翻译的因素进行总结归纳,如语境、规范、文化、目的、翻译过程等,其中辅以一些零散的实例加以佐证;且未与翻译标准研究相结合。而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也多在大环境下进行研究,或以单个译者的译论为中心探讨其译论与自身实践的统一性,鲜有探讨两者的矛盾性。本文综合运用价值论、目的论、模糊语言学及哲学阐释学理论,构建了解释制约因素的理论框架。本文在此理论框架基础上,采用对比分析和归纳总结的研究方法,将理论阐述与实例分析相融合,从翻译标准的制约因素及翻译实践的制约因素两方面对传统翻译标准的本质特征以及影响翻译的语言及言外因素进行逐层分析,通过对两方面分析的结合指出传统翻译标准与实践的矛盾性,从而说明矛盾背后的制约因素。本文首先介绍本研究的研究背景,点出本研究的意义,提出本研究的基本研究框架。在相关文献综述部分,本文对中国传统翻译理论范围及特征进行简要说明,主要探讨了国内外关于翻译标准、翻译实践制约因素、翻译标准与实践的关系的研究成果,并点明了现存研究的问题所在。以价值及需求为出发点讨论了价值理论内涵,价值与翻译的关系,目的论的基本内容以及价值论与目的论的关系问题,同时介绍了模糊语言学、哲学阐释学相关内容,建构了价值论、目的论、模糊语言学及哲学阐释学为基础的理论研究框架。其次,本文从传统翻译标准产生的背景条件及目的详细分析翻译标准的具体特征。在此基础上,归纳说明传统翻译标准所忽视的影响翻译的各种因素。研究发现,传统翻译标准认为译文应当是原文的完全复制,译者要一切以作者为依归,听从并服从于作者,这种对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的预先设定实际是“译者隐形”的体现,它将翻译活动当作一个从文本到文本封闭孤立的只是语言层面转换的语言活动,忽视了由译者引起的或引起译者使用各种翻译策略的因素。而事实上翻译是一项存在于源语与目标语两种文化语境的文化交际活动,是一个主动或被动地留下“译者痕迹”的过程,即翻译过程会受一些以译者为主导、制约于译者或受译者制约即译者操控下的因素的影响,包括诗学观、意识形态、翻译目的、译者能力等语言外因素。同时由传统翻译标准形成的条件与目的决定了其基本属性。因此传统翻译标准的本质特征、与实践脱节的自身局限性以及现实影响翻译的因素成为导致译者翻译标准与其自身实践相矛盾的制约因素。本研究的意义:通过探讨多个文艺学派时期我国译者翻译标准与实践矛盾背后的因素,梳理传统翻译标准的利与弊,总结翻译活动的制约因素,为我国翻译标准的建构添砖加瓦,同时帮助译者充分权衡多方因素,寻求平衡点,在忠实这个翻译的大原则下,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创造出更加优秀的译文,促进翻译实践的研究发展。本研究的创新点:以中国译家的传统翻译标准及其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具体而明确;对传统翻译标准的基本属性作了较为详细的阐释;与实例结合,对影响翻译的因素作了较为条理的分类;将翻译标准制约因素与翻译制约因素有机整合提出矛盾性问题,扩展翻译学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