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非法行医罪的刑事立法采取的是刑法典与附属刑法相结合的方式。这种立法方式的优点在于可以将附属刑法与刑法典有效衔接,更有利于打击非法行医行为。非法行医罪侵害的是复杂客体,其中主要客体是国家对医务人员的管理秩序,次要客体是就诊人的生命健康权;在客观方面,行为人必须以医为业。“情节严重”是非法行医由行政违法上升为刑事犯罪的关键,对本罪定罪情节的考察应该只限于行为客观方面和行为人主观方面;本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其身份是一种消极身份。取得医生执业资格必须通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并经卫生行政部门注册,取得执业证书。医生从业的医疗机构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与否并不影响本罪的成立;非法行医罪基本犯的罪过形式为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而结果加重犯的罪过形式为间接故意和过失。对“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认定标准应采用刑法重伤标准;在非法行医行为不是导致被害人死亡惟一原因情况下,要综合分析各种介入因素的异常性是否影响了基本犯罪行为合乎规律地导致加重结果的发生,依据刑法因果关系对行为人正确量刑;若一人或数人过失行为引起加重结果的发生,对其他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认定要判断其对加重结果是否存在过失。如果作出肯定的回答,则应对他人过失引起的加重结果承担责任。反之,则只承担基本罪的刑事责任。我国非法行医罪立法存在一定的缺陷,可以从罪状与法定刑两方面加以完善。在罪状方面,扩大主体范围,限定为以医务人员名义行医,取消罪状中“非法”的限制;在法定刑方面,降低非法行医罪自由刑的幅度,并对罚金刑数额适用倍比罚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