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负面新闻报道的增多,与之相关的议题也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热点。论文以2016年至2018年间滴滴恶性事件的报道为研究对象,选取《澎湃新闻》这一由传统媒体成功转型的新媒体,通过内容分析的方法,试图从新闻报道的数量、报道议题、消息来源和报道基调这几个方面来分析《澎湃新闻》在2016年至2018年间对滴滴恶性事件报道的框架建构及其基本特征,在三年的时间里,该框架是否呈现出变化的趋势。此基础之上,由个案延伸到对负面新闻报道框架的研究,对负面新闻报道新闻框架的形成原因,以及该种新闻框架的现实意义进行深入地探讨。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发展,《澎湃新闻》2016年至2018年对滴滴恶性事件的报道框架由单一的事实框架和政府形象框架向多元框架的趋势发展,最终形成了以事实框架为基础、以政府形象框架为常态、以责任追究框架为主导,建议框架和人情味框架并存的局面。新闻媒体在报道负面事件的时候选择以上框架进行建构,是社会因素、政治因素以及媒体自身因素等多种因素多维互动形成的结果。最后,本文试图就新媒体环境下,新闻媒体如何进行负面新闻报道提出一点建议,即新闻媒体应该正确把握负面新闻报道的尺度,在真实客观传达负面信息的同时,充分发挥负面新闻报道的正面效应。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部分介绍了研究的背景意义,对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进行了界定和说明。第二章对研究对象、样本选择进行了详细说明和介绍,并对已有文献进行了回顾和综述。第三、四章是本文的重点部分,其中,第三章对样本的报道议题、报道数量、报道基调和报道体裁进行描述性的分析。第四章则在前一章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出样本的框架构建类别以及变化趋势,并对其原因进行分析。第五章以对负面新闻报道框架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第六章在对前文的总结基础上,结合负面新闻报道的正、负面效应提出机构媒体应该如何把握负面新闻报道的尺度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