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使得在城市生活与学习的外来务工随迁子女也越来越多。2001年“两为主”政策提出前,外来务工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入学困难,无法就读公办学校。“两为主”政策提出并以法律形式确认后,外来务工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教育的权利得到保障。经历了在流入地“有学上”的入学机会公平时期之后,外来务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需求开始向初中和高中阶段延伸。本文基于“文化-生态理论”,综合宏观和微观的视角,以外来务工随迁子女的教育获得为研究内容,以外来务工随迁子女初中时期的教育获得为切入点,通过外来务工随迁子女初中时期的就学地点、就读学校类型、升学意愿这三个指标分析他们的教育获得情况,并探讨在现有户籍制度和教育政策环境影响下,外来务工家庭应对制度政策环境产生的调适行为,关注外来务工家庭利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影响随迁子女教育获得的微观机制。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访问了上海杨浦定海桥社区的二十一位外来务工随迁子女家长,并对两位学校职工进行深入访谈。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上海的居住证制度及与居住证制度挂钩的教育政策作为制度政策环境同时影响外来务工随迁子女初中时期的就学地点、就读学校类型和升学意愿,从而影响外来务工随迁子女的教育获得。外来务工随迁子女家庭面对制度政策带来的不利环境,利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进行调适。家庭经济资本调适直接作用于子女就学地点及就读学校类型,家庭可支配的经济资本越充足,越倾向选择子女在上海就读,越倾向选择教育资源充足的学校。家庭的文化资本调适一方面直接作用于子女的升学意愿,另一方面间接对子女的就学地点产生影响。文化程度较高的外来务工父母相对于文化程度偏低的父母在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上占有优势,对子女教育期望较高的父母更倾向子女选择普通高中的升学道路,因此选择将子女在初中时期回原籍所在地就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