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曾因“反右”斗争停刊的《星星》复刊,此时,正值当代诗歌重要的转型阶段,《星星》在这一阶段的诸多作为,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留下了颇为丰富的记录和痕迹。本论文试图在对《星星》诗刊的活动的梳理中,再现《星星》在1980年代的诗学立场和诗学态度,挖掘刊物与1980年代诗歌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绪论部分:梳理1980年代的文学背景和期刊研究状况,从刊物发展与诗歌潮流、国家政策、时代背景之间的联系等方面对《星星》的办刊历史提出追问,并结合《星星》诗刊研究的现状,打开研究空间,为下文深入细致研究做铺垫。正文总共分为四章。第一章考察《星星》与1980年代的新诗浪潮之间的关系。诗歌复兴的号角在1970年代末便已吹响,在“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文学律令逐渐减弱之时,《星星》首先关注的即是老一辈诗人的创作,为“归来”的诗人们提供了发声的平台。同时,风靡1980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也在刊物的发展道路上留下了不一而足的痕迹,朦胧诗人运动,先锋诗探索,都在《星星》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本章通过《星星》对“归来者”、朦胧诗潮和后朦胧诗潮的迎拒态度,发掘《星星》的办刊倾向——以支持现实主义诗歌为主导,兼顾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第二章梳理1980年代《星星》的诗歌活动,探讨作为媒介,《星星》对诗歌生产与消费所作出的贡献。《星星》在1980年代通过诗歌讲座、诗歌函授班以及诗歌习作修改等方式与读者和民间诗人对话,对其进行诗歌知识的普及和诗歌写作的引导,从而实现了对于诗歌生产的介入。同时,《星星》也通过各类诗歌评奖、流派专栏的开设,促进诗歌传播,在消费过程中建构经典。第三章主要研究《星星》在1980年代对海外和台湾诗学资源的引介。对于欧美诗歌的译介转载数量,《星星》在不同年份呈现的高低不同的态势,这隐形地揭示了《星星》办刊过程中曾受到过多方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但纷繁多元的海外诗歌也为国人打开了了解异域诗歌一扇窗户。另一方面,在1980年代对台湾现代诗歌的关注中,《星星》成为对台湾诗歌系统介绍的重要一极,它最先发现台湾现代诗歌既古典又现代的写作理念,并引入到内地,这个理念深深地影响了内地诗人的创作。论文的第四章,即是对前三章内容的归纳与提炼。《星星》正是在上述三章的诗歌活动中,完成了对于1980年代诗歌理论的建构。在整个1980年代,《星星》对于现实主义一如既往的关注和重视、对古典诗歌的呼唤,映射了刊物对于传统诗歌的坚守和引领。另一方面,《星星》对于现代诗歌的刊载,诗歌评论的同步推进,也体现了刊物对于诗歌现代化的倡导。结语部分,总结《星星》在诗歌创作、诗歌传播消费,异域资源的引入、理论的建构等方面的文学史意义和价值。1980年代的诗歌刊物众多,诗歌事业也十分蓬勃,《星星》诗刊地处诗歌发展的繁荣地带——巴蜀大地。从《星星》诗刊入手,探索地方性诗歌刊物在前进的诗歌浪潮中,如何介入到其中,并参与诗歌观念的建构。从另一个角度窥视1980年代的诗歌现场和文学面貌,从期刊这个视角,展开对1980年代诗坛及其相关文学现象的追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