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存与融合乃是中国宗教最为鲜明的特征,也是中国宗教最为本质的历史结构取向。因此,要把握中国宗教的历史演变规律及未来走向,要在中国宗教的事实基础上推动“现代宗教学”的发展,就不能不研究这种“多宗教共存与融合现象”。而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最高形态也正是多宗教共存与融合的典范,在有关中国宗教共存与融合现象的研究中居于特殊的地位,它既是这一共存与融合中的主要构成因素,同时也往往成为融合生成结果的形态取向。松潘地区的多宗教共存与融合现象就是如此。　　 本论文命名为“松潘黄龙多宗教共存与融合现象研究”,是以松潘地区多民族多宗教共存与融合为背景的以“黄龙寺”和“黄龙真人”为主要对象的宗教文化考察与研究。本论文所承担的任务并不是对松潘地区的宗教文化进行彻底而详尽的叙述,而是力求在“点面结合”中把握松潘地区宗教文化的整体面貌与实质,揭示并确立“松潘地区的宗教文化”在“多宗教共存与融合现象”中的典范地位,从而为进一步的“松潘地区宗教文化”研究莫定基础,为“多宗教共存与融合现象”的研究提供样本与范例,为“中国宗教”背景下的现代宗教学研究提供支持。　　 松潘地处汉藏羌回四个民族文化的边缘与交汇地带,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共存与融合的典型区域。在此区域内,道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本教、回教(伊斯兰教)以及羌民族的民族宗教信仰等长期共存,为此地的人们提供着在这一荒僻苦寒之地生存与生活的精神支撑,并经由这种基于共同生存境域的信仰与宗教结构达成一种和谐共处的宗教文化格局与生活状态,成为今天松潘地区宗教文化的基本面貌和根本特征。　　 松潘地区多宗教共存与融合现象的典型性首先在于其宗教型态的完备性和多宗教共存的久远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多宗教共存与融合现象的丰富性,外来宗教同本土宗教文化的共存与融合,不同民族之间宗教文化的互动,同一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渗透,甚至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吸收融合,特别是同一宗教之不同教派甚至不同寺庙在共存基础上的信仰竞争等等,不一而足。因而,在松潘地区,不仅存在着一般意义上不同宗教之间的交流、渗透,而且形成了一些较为集中的共存与融合中心点,特别重要的是,这种共存与融合还生成了层叠着多民族宗教文化因素的“黄龙真人”神格形象,成为融合生成的典范例子。松潘地区多宗教共存与融合现象的典型性还在于其边缘性和民间性。前者使得宗教文化最为底层也最为根本的民众性或者乡土性特质较之文化区域的中心地带少了装饰,少了遮蔽,后者则引向宗教存在的生存境域渊源。　　 松潘地区多宗教共存与融合最典范的形态自然是黄龙寺的黄龙真人崇拜,每年农历六月中旬围绕黄龙真人而举行的黄龙庙会汇集方圆七八百里的各族民众,少则数千多则万余,为川西北一大胜会。作为“地方道教神”,“黄龙真人”神格形象的最初渊源或者最底层的存在,乃是松潘地区的自然崇拜,尤其是以“雪宝顶”为中心的“神山-山神”崇拜。松潘地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角,岷山山脉中段,高山峻岭与幽深沟谷纵横分布,这种山地特点使得“山”以其在当地民众生存与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而成为松潘众多自然崇拜中最主要的崇拜对象。这种“神山-山神”崇拜在松潘地区的乡土崇拜中具有基础性意义,它在松潘地区各民族中所具有的普遍性为汉藏羌各民族宗教崇拜的相互渗透与融合提供了可能,黄龙寺这一宗教圣地正是在围绕雪宝顶的宗教朝圣活动中逐渐形成的,“黄龙真人”的神格形象也正是以松潘各民族的雪宝顶崇拜为基础经过长期演变而融合生成的。这样,黄龙庙会、黄龙真人与黄龙寺,这三者就构成了“黄龙沟”宗教文化的基本表现形态。　　 黄龙真人是一个多宗教共存与融合生成的典范,是一个多元层叠的复合形象,在其神格形象中层积着汉藏羌多民族千百年来的文化变迁,自明代以来便是整个黄龙沟宗教崇拜的核心。梳理黄龙真人的历史演变及其神格内涵,对于理解黄龙沟的宗教崇拜活动以及松潘地区宗教文化的把握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黄龙真人的这种多元层叠格局正同黄龙寺所在的松潘地区多民族多宗教共存与融合的状况遥相呼应。把黄龙真人和大禹联系起来以及将其同《封神演义》中的“黄龙真人”等同起来称之为昆仑十二金仙之一的作法,使得松潘黄龙寺的黄龙真人影响日大,并已经得到了四川道教界的认同。　　 “黄龙真人”这一黄龙沟宗教崇拜中心的出现,黄龙寺(后寺)作为奉祀黄龙真人的地方也成为整个宗教圣地的中心,并由此形成了以道教寺庙为主体、佛道并存的三寺一体格局,但黄龙寺(中寺)的出现时间却应当是在“黄龙真人”这一道教化神格形象之前。也就是说,在明代以来,黄龙沟的多宗教共存与融合有一个道教化的建构过程,在此之中,多宗教融合生成的神格采取了道教化的神仙形象,正式的道教庙宇也由此出现,尽管这一庙宇继续沿用了“黄龙寺”的名称,并具有浓厚的民间道教色彩。黄龙沟宗教文化的这种乡土性与地方特色所体现的正是道教的包容性融合取向。　　 在“黄龙真人”的神格形象的融合生成过程中,道教起了怎样的作用,为什么这一神格最终会采用道教形象,这是一个宗教形态之间的博弈问题,是多宗教共存与融合现象的重要内容,也触及道教的本质特征。松潘地区是一个有着久远道教传承的地区,也是历史上赤松子崇拜流行的主要地区之一,赤松子和“黄龙真人”在神格结构上的相似,以及明初松潘赤松观的道教化重建,构成了“黄龙真人”神格形象道教化取向的基本背景渊源。赤松子是两汉以来相当流行的神仙崇拜之一,本身也是宗教融合生成并最终道教化的演变结果。　　 总体而言,在黄龙沟的宗教文化结构中,“神山-山神”崇拜提供了各民族共处的基础与交流的平台,而道教形态则提供了这一多民族宗教聚会的演变方向,这构成了黄龙沟多宗教共存与融合的外在结构,与之相应的内在结构则需要在人的生存境域中尤其是在人的心灵结构中去把握,毕竟,宗教作为人的行为选择与人生取向,正是人的心灵结构的投射与展现。相对于正统宗教经过了反复加工从而人为色彩浓厚的宗教典籍,民间经卷更接近民众宗教心灵的自然结构。黄龙庙会上所见到的民间经卷虽不是产生于黄龙沟中,却已经是黄龙沟宗教文化的组成部分,其间包含有丰富的多宗教共存与融合现象,对此的分析将有助于在深层次上理解民间宗教或者民间信仰存在形态,有助于把握多宗教共存与融合现象的深层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