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强调荀子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荀子为战国末年之大儒，曾于齐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是孔子以后集儒家之大成者。自先秦诸子思想过渡至汉代经学之发展上，荀子扮演极为重要之角色。汉代以后，历代的统治者在治国方略上，无不暗合荀子对于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和构想，由此可见荀子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地位。 本文不限于对荀子思想某一方面、某一角度进行研究，而着重从整体思路上加强了解，避免陷入荀子思想研究之零零碎碎的局限。这样，从研究的角度上，就必须从历史背景上分析荀子所处整体趋势，分析荀子对于这一趋势的把握，分析荀子本身所具备作为先秦儒家终结的条件，并最终总结出荀子对礼法关系的整合所作的贡献，因此，本文将侧重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进行阐述。 有了此一研究角度的前提，本文从两大方面论述荀子对于国家政治的理解：一是从荀子思想体系内部论述荀子对礼法关系的构造，二是从国家的概念和人性的分析两个议题出发，论述荀子如何完成政治理论的建构，完成他对儒家礼法思想的改造。在第一个方面，荀子引法入礼，他将法纳入到礼的体系之中，更注重于礼的实际操作层面去努力。在第二个方面，不管是对于人性的思考，还是他出于对国家功能的重视，无不基于国家政治文化的考虑，无不是围绕着服务于统治策略这一终极目的。从这一角度讲，荀子对礼法的重构改变了孔孟儒家“迂远而阔于事情”的传统。 然后世学者论说之所及，皆以“性恶”为荀子之疵，而甚不重其学说之大体。且多以为孟子言内圣，荀子言外王，没有注意到荀子对礼法关系的调整，没有注意荀子对传统儒家思想中礼与法功能的补充和转换。有鉴于此，本文以荀子对礼法的阐述为研究对象，以证成其学说之主体不仅为“性恶”，也不仅是“化性起伪”，而应有更深一步递进的层次，看到荀子学说的重心是涉及礼乐制度，最终是为了完成博大精深的政治结构而服务的，此即为其学说之深层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