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体育改革和体育发展市场逻辑的逐步确立,我国体育纠纷的发生也越来越频繁。体育纠纷得到有效解决,是保证运动员、教练员、裁判、消费者、赞助商、体育协会以及政府各方利益的迫切要求,也是“依法治体”的重要内容和内在动力,更是关乎我国体育发展模式完善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课题。本研究的目的在于,从理论上建构体育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运行框架,在实践上为改进和完善我国体育纠纷解决机制提供政策与法律选择。论文从利益冲突视角,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实然分析与应然分析相结合、纵向分析与横向对比相结合的方法,采用文献资料法、案例分析法、访谈法等方式收集和分析素材,解读体育纠纷的内涵和外延,明晰体育纠纷类型体系;通过体育现象探究了体育纠纷中利益冲突产生的本质和根源,分析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的几种模式现状,对比每一种模式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辨析几种模式之间的相互关联;针对利益冲突产生的根源和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的对策。研究发现:(1)体育纠纷的解决,首先要抓住体育纠纷的利益本质体育纠纷是一种社会纠纷,其核心是利益问题,涉及到运动员、教练员、裁判、俱乐部、球队、体育协会、职业联盟、体育行政主体、赞助商、广告商等诸多利益主体组成的复杂利益关系网络,包含了竞争型、合同型和管理型纠纷。体育纠纷是利益演变的结果,随着政府从“干预者”向“掌舵者”转变、体育组织从“依附者”向“自组织”转变、运动员从“建设者”、“英雄”向“雇员”、“明星”的转变,必然造成既得利益者与利益争夺者的对抗以及由此导致的体育纠纷。体育纠纷的本质源于利益冲突,社会根源则是体制束缚,原发性的体育纠纷是在我国体育发展的市场逻辑逐步确立、并在与体育发展政治逻辑产生分化的过程中产生的。(2)体育纠纷的解决,深层次上乃是以何种模式治理体育的问题三种模式中,以体育仲裁为代表的体育自治是解决体育纠纷的根本手段,但我国体育协会及其仲裁部门的独立性难以保证,纠纷解决的途径受阻于“政社不分”、“政企不分”下的体育行政垄断。三种模式中,体育法治是在穷尽自治手段的条件下,从外部对利益冲突进行管控和强制性解决的有效手段,但纠纷解决的效果受限于我国司法资源不足和诉讼费用、机会成本较高。三种模式中,体育协治的核心是政府的服务和监管,能够平衡体育系统的内外部利益,但在我国,行政许可、审批等公权力的存在,使纠纷解决受困于公权利益化,球员、俱乐部等主体的私权利益易受侵害。(3)体育纠纷的解决,要从三个不同层面着手完善在原则层面,维护“公平竞争”和“公平交易”,通过市场竞争规则的完善构建“公平竞争秩序”,建立执行机制与惩戒机制,以协调体育纠纷中的利益冲突。在操作层面,应首先以利益为导向,完善ADR内部机制,再内外协调ADR与司法手段,打破体育纠纷利益藩篱;优先考虑发挥体育仲裁的优势,保证体育自治的利益功能,再明确体育纠纷在法律上的可争辩性,主动接轨司法,并完善立法。在伦理层面,利益主体的自律尤为重要。体育纠纷的解决最终要依靠人们对“以契约作为体育行为价值内涵的表现形式”的认可和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