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秦汉时期》和《剑桥中国秦汉史》分别是集中20世纪后期中西秦汉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合著而成,两书在组织编撰、作者构成、历史思想、文本呈现方式、编撰成就等方面具有较高的价值。《中国通史·秦汉时期》侧重对史事的呈现,问题意识较薄弱。编撰思想和原则较为统一,各部分内容之间少有歧义,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合编作者的学术个性。历史思想方面,对秦汉王朝横向世界地位和影响进行了较多的论述。注重考察中央集权和皇权加强的过程。强调生产力和经济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注意对思想形成背后的社会状况和背景的分析。认为“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和民族间的“友好关系越来越发展”是秦汉民族关系的主流和发展趋势。重视对秦汉人物的性格品行和主要事迹的描述。其历史思想整体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强调社会经济因素在秦汉历史中的物质基础作用,注意辩证地观察和评价秦汉历史上的各种现象,少做史料以外的推论,注重通过全球视野对秦汉历史进行考察。在体裁上采用白寿彝首创的“新综合体”,全书内容详赡,浑然一体,但也存在内容重复的问题。史料上重视材料引证,充分利用史料对秦汉历史各种现象和问题进行挖掘和分析。叙事风格上,强调表述的确切、凝练和生动。而《剑桥中国秦汉史》则侧重对西方汉学界秦汉史研究现状的总结,问题意识较强。作者有较大的发挥空间,但也使得各部分内容间的统一性较差。历史思想方面,重视从纵向对秦汉历史地位以及社会经济的承上启下性进行分析。侧重对秦汉政治制度的稳定性、适应性和发展能力的探析。重视对秦汉社会上至精英下至普通民众精神文化状况的全面探究,尤其重视从“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对秦汉历史的发展进程进行解读。民族关系上,侧重对民族间政治、军事关系的论述,粗暴地把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当作“中国”与“外国”间的关系来看待,强调双方的矛盾与斗争。不重视对具体秦汉人物形象的描述,对传统史书中关于相关人物品行的记载多有质疑,否认道德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强调历史变动的非人力因素。其历史思想整体上侧重于思想文化研究,重视计量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注重以法律的眼光审视历史证据,重视对秦汉人物群体特性的研究。在体裁上采取剑桥系列丛书一贯的类似专题论文的形式。特别关注史料形成的背景和动机,重视对史料的文本考辨。历史叙事简略,注重分析和推论,叙述形式较为灵活,追求表述的生动、活泼、通俗。基于对两部著作的成书过程、历史思想及文本形式的分析、比较,本文最后对两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进行了考察,并进一步反思了当代中西历史编撰之优长得失,以此探究和推动双方的借鉴、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