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每逢涉及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刑事案件总能引起社会各方的争议,争议背后凸显出现行我国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权配置存在着制度性的缺陷,而作为刑事案件中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启动秘钥,其少许缺憾都能在司法精神病鉴定中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致使涉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刑事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成为各方诟病的疑难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从以下三种路径予以分析:其一,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权本质属性的界定关乎着鉴定启动权主体的归属,以思辨分析提取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定义与刑事司法鉴定的本质属性,发现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权同时具有权力与权利这两种本质属性;其二,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权配置的制度性缺陷能够通过立法现状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困境予以反映,从中归结出我国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权配置问题主要有鉴定启动权配置不均衡、辩方鉴定申请救济途径缺失、鉴定启动标准不明确等;其三,通过域外模式以及我国现行探讨的模式分析,对我国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权配置的模式选择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经上述分析,我国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权配置的制度性缺陷可以从鉴定启动权配置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启动标准两方面予以完善。其一,在鉴定启动权的配置上,通过对鉴定启动权配置不同模式的借鉴,结合以规范分析法与实证分析法获得的我国实际情况,提出应当以总体保留并限制司法机关在鉴定启动权配置上的权力,以及适度扩展并保障辩方在鉴定启动权配置中的权利为核心进行改良。其二,进一步明定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启动标准,分别详细规定初次鉴定、重新鉴定以及补充鉴定各自的具体化标准,以期限制司法机关办案人员的高度自由裁量权及保障辩方的鉴定启动申请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