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亲属获得人身或财产上的利益而实施的亲属间容隐犯罪,即“亲属容隐”或“亲亲相隐”制度,这一制度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和外国刑法典早有体现,但在我国当今刑事立法中难觅踪影,因此,大多数学者建议我国刑事立法应当确立亲属相隐制度,本人也赞成此主张,因为,在当代刑事法治视野中应反映刑法对人性的追求,法律应以“中人的思想境界为标准”,不应强求人人能大义灭亲。在建构亲亲相隐制度时,我国的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要有一定“度”的限制,使之既能保障人权,又能打击犯罪活动。使“亲情”与“法律”之间能有机的融合。对于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屡见不鲜的亲属相盗现象,我国的司法解释对此问题都只是规定了概括性的指导意见,并没有给出定罪量刑具体的标准,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就导致了适用上的偏差。对亲属相盗问题从刑事立法上统一作出规定,规定亲属之间的盗窃为亲告罪,将起诉的权利赋予被害人,并允许他们采取其他适当的方式解决纠纷,在被害人要求司法保护时国家权力才进行干预,一方面既可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家庭的团结、社会的稳定,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明智之举。就亲属间的人身犯罪包括性犯罪而言,在当今刑事法视野中,身份刑法已向行为刑法转化,应彻底剔除封建制度中以身份作为积极定罪的陈腐观念,把亲属身份作为司法实践中法官酌定从重处罚的因素。对于亲属间的性犯罪而言,我们不主张对成人间亲属性侵犯的刑罚处罚重于常人,但出于对儿童权益的保护和伦理法中内敛性和紧缩性的考虑,对于行为人利用亲属关系对儿童进行性侵犯的行为应从重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