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发达，中国历代文物资料大量出土。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这些新材料引起了学术研究的新问题，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促生了学术研究的新方法。学者结合传世文献，对旧有的学术研究重新审视，从而引起了学术研究的繁荣。因为出土文物资料大部分与书法相关，学者援引出土文物资料，与传世文献、书法文物对比参正，综合考察，也促成了书法研究的新局面。同时，与书法相关的文物资料的大量出土，极大地开阔了书法家的眼界，修正了他们对经典的理解，也引起了书法艺术创作的繁荣。 陈寅恪先生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本书建立在考古新发现的基础上，将传世文献、传世书迹和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书法研究、书法史研究和书法艺术创作作全面反思，力图反映文物、文献等多重证据综合考察下书法研究和创作的新成果。本书努力探讨新发现下书法研究的新范式，对书法史重建的前景进行了反思，对如何结合新材料进行书法创作、从而开拓新的领域进行了探讨。 本书共五章。第一章“绪论——文物、文献与书法研究”：本章主要申说本书写作旨趣，阐明研究方法。本章分三节，第一节阐述新材料与新学问的关系。历史上新材料的发现，常常引起新学问的诞生。二十世纪以来的考古新发现，开拓了书法研究的新领域，引发了书法研究的新问题，开阔了书法研究的新视野，更新了书法研究的新范式。新材料的发现，为书法研究和书法史学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前景。第二节主要阐述本书运用的研究方法，也是对书法研究范式的探索，即书法研究中多重证据法的综合运用。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取地下之实物与地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结合书法研究的具体情况，本文提出了“多重证据法”，即以出土文物资料、传世文物资料与传世文献资料互相释证；与书写活动相关的物质材料与书法文物资料、文献资料互相释证；书法墨迹与刊刻资料互相释证；出土文物中的无名写本与传世经典写本、拓本互相释证，等等。多重证据之间互相补充、发明，从而能最大程度地接近古代书写活动的真实情况，为书法研究和创作提供参照。第三节是对第二节的补充，具体说明在多重证据互相释证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即必须要综合运用传统语言文字学和文献学等方面 的知识；必须要综合运用文物、文献等方面的辨伪知识；必须要将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物、文献对照考察，综合研究。 第二章“书法视野下的字体研究”：书法是书写汉字的艺术，对于字体的研究是书法研究的重要内容。汉字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主要依靠手写这一书写活动来传播，从书法角度来研究汉字的字体，是一个重要的视角，也是文字学家研究的重要补充。第一节主要探讨了古代字体的名、实和体、用问题。因为字体命名与字体产生时间的不平衡性，汉字的字体常常存在名、实不能对应的情况，有的是一名数实，有的是一实数名。这就常常引起人们在文献阅读时产生歧义，也常常引起文物资料与文献资料的不对应性。一种字体可以运用到不同场合，而呈现的样式也不同，比如有潦草的手写，有郑重的抄录；有随意的刻划，有严肃的刊刻，等等。同一书体，因为应用场合的不同，抄本、刻本等呈现方式的不同，书法的美术风格差异就很大。这也是引起书体问题纷繁缭绕的重要原因。 本章第二节以小篆和古隶为例，具体阐明小篆、古隶“一体二用”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人们未见秦代手写墨迹，对秦代的字体只能依靠文献记载来推测。睡虎地秦简等秦汉简帛书的大量出土，使人们重新审视以前的认识，对小篆和隶书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如小篆、隶书是“兄弟关系”而非“父子关系"，小篆为战国文字说，等等。这些学说建立在新材料的基础上，部分地修正了前代的认识，是学术的进步。本节综合比较秦文字中刊刻字体和笔书字体两大体系，结合文字学、书法学知识提出小篆、古隶“一体二用”说，即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字体就是今天文字学者所谓的“古隶”，只不过小篆是刊刻体，而古隶是手写体。因为用途的不同，手写和刊刻呈现方式的不同，导致了美术风格的差异。本节还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书体的各种名称并非起自秦代，而是迟至汉代才有书体的区分和相应名称。 在这个讨论的基础上，本章的第三节对“一体二用”说作了进一步推阐。商周时代的文字资料也可以分成笔书文字与刊刻文字两大系统，其中刊刻系统包括甲骨文字和青铜器铭文等。甲骨文字的契刻因为单刀、双刀的不同，美术风格也不同，其中双刀契刻的作品与某些商代青铜器铭文风格非常接近。人们所谈论的商周时代甲骨文、金文的不同，除了时代的因素外，绝大多数是因为加工制作的工艺和材质的不同而导致的。它们在契刻、刻铸之前的稿本，应该同于笔书文字的风格。换句话说，现在我们所见的商周时代笔书文字，应该是当时实用文字的“体”；而甲骨契刻文字、青铜器铭文、石器铭文、玉器铭文等，都是“用”，是 经过工艺加工的“变体”。本节还对字体问题上的科斗书、漆书、八分书等问题作了讨论。本章还从“体用”、“名实”角度出发，对字体问题作了初步总结，提出了对当前文字学研究的一些个人看法。当前的文字学研究，偏重对文字内部结构理据的分析，而忽略对文字外部形态的研究，尤其忽略书写活动对文字的影响。在文字演变的研究中，重视字形对比分析，而常常忽略书手个人风格的因素。这些方面的偏差在字体的研究中已经逐渐显露出弊端，应该建立书法文字学的研究模式，从新的角度进行文字学的研究，作为对既有研究范式的补充。 第三章“多重证据法视野下的书法研究”：本章第一节从手写体与刊刻体的差别入手，进而对清代中后叶以来兴起的碑学运动、南北书派论以及当代兰亭论辩进行反思。最后，再讨论综合考察、互相释证的方法对碑帖研究的推动。十九世纪中后叶兴起的碑学运动有思想上的原因和学术空气的影响，不单纯是一种书法潮流。本节以大量出土文物为依据，论证了“南北书派分别论”的狭隘性。并以此为基础，对兰亭论辩的得失进行了反思。 本章第二节探讨了书法史重建的问题。新材料的发现，首先影响到书法史学的研究。文物资料的大发现，使当代学者认识到重建学术史的必要性，并形成文学史、美术史等“重写”的潮流。在这潮流中，书法史的重写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本节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书法史重建中需要著力研究的问题，以张旭、颜真卿楷书的传承关系为例说明怎样进行书法谱系的研究：以对院体的索隐为例说明怎样对一般书法现象进行研究；以对草书写经体的研究为例说明怎样加强对规律的探讨。 第四章“文物研究与书法创作”：与书法相关的文物、文献的交互释证，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这种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停留在学术层面上，它对于当代的书法艺术创作，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本章第一节探讨了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的关系，阐明学术研究的“求真”，是艺术创作“求美”的前提和基础。本节从三个方面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一，学术研究为正确书写汉字提供了必要前提。因为各种原因，历代书法文物资料中存在一定数量的错别字，这就需要有学术研究的基础，作为取舍的根据；在文字的具体运用上，需要辨明假借等，这同样需要学术研究的基础。二，学术研究为树立正确的审美价值观提供了基础。在影响书法家审美价值观的诸种因素里，书法家所接受的文化传统具备深远的影响。对于与书法相关的考古材料的认同，是构成书法家对文化传统态度的重要成分。那么，他接受的是这些材料中的哪一部分，对这一部分认同的程度如何，去取的态度如 何，都会对他审美价值观的形成和修正产生重大的作用。学术研究去伪存真，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为我们的接受活动准备了必要前提。三，学术研究为书法创作提供了物质材料上的参照。物质材料对书写活动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笔、简帛、纸、墨等书写工具的性质和质量影响书写活动；家具等物质材料影响执笔的姿势和运笔的方法。书法史家只有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具和家具有深入的了解，才有可能切实体察彼时的书法创作。本章第二节以古文字书法的创作为例，具体分析文物研究如何促进书法创作。只有以学术研究为基础，才能在历代积累的丰富的用笔技巧上，对古文字材料进行“改造”。经过“改造”，既要使创作出的古文字书法蕴涵传统书法美的既有因子，又要凸显出古文字书法各个具体门类的独特因子。这就需要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要处理好书法艺术与工艺美术的关系，二是要处理好临摹与创作的关系。前者主要针对如何取法古文字书法材料中的铭刻作品而言，后者主要针对如何取法古文字书法材料中的墨书作品而言。本节结合甲骨文、金文、篆书、古隶书等古文字书法的具体门类，对以往古文字书法创作的得失进行了反思，对当前的古文字书法创作也进行了思考。 第五章“与书法相关的物质材料的研究”：物质材料的因素，在书体的演变、书法风格的形成等诸方面，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忽视对与书法相关的物质资料的研究，是过去书法研究中的一个明显缺陷。本章第一节介绍了出土的历代毛笔的具体形制，并进而分析毛笔制作工艺的变迁带来的书法风格的变化。本节还重点介绍了从简帛到植物纤维纸的发展过程，并进而分析这种书写材质的变迁带来的书法风格的变化。 本章的第二节介绍与书写活动相关的家具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对执笔方法、书写姿势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对书法艺术的影响。从战国秦汉至南北朝，人们写字时采用席地跪坐的姿势，一手执简、一手执笔。因为矮几的高度不够，人们肘、臂、腕悬空，握笔的姿势类似今天执钢笔。到唐宋时期，桌子代替矮几，人们已不再席地跪坐，而是垂足坐在凳椅上。相应地，执笔法也发生了改变。这些都深刻地影响到书法风格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