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外交，即以政党为国际行为体开展对外关系，已成为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普遍接受的一种重要外交形式。它是一个国家总体外交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政府外交的重要补充，对总体外交的开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非常重视政党外交的作用。在漫长的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政党外交，争取各国进步力量和各国人民对中国革命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广泛支持。但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从事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外交是在成为执政党之后才开始的。建国以来，中共政党外交不断拓展和深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六十年的中共政党外交，大致可分为毛泽东执政的近三十年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两个大的时期。　　毛泽东执政的近三十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共政党外交史上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共政党外交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遭遇了重大曲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因此，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毛泽东执政时期的中共政党外交，对于深化中共政党外交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乃至深化和拓展新中国总体外交理论与实践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深入研究毛泽东执政时期中共政党外交的艰辛探索，认真总结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于推动当今时代中共政党外交的健康发展，也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此外，深入研究毛泽东执政时期的中共政党外交，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还有助于提高中国共产党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能力的水平，推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　　毛泽东执政时期，中共政党外交主要在两个层面展开，其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其中苏共是中共政党外交的核心;其二是资本主义世界各类不同性质的政党，主要包括共产主义政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等。在冷战对峙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共政党外交的主要对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外交的主旨是通过政党外交推动国家间关系的全面、健康发展，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援助，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共产主义政党，中共政党外交的主要目标一是试图通过政党外交打开与资本主义世界关系的窗口，以便推动资本主义世界对新中国的了解与认识，二是试图通过政党外交推动世界革命进程，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中共政党外交的基本立足点是把政党外交作为发展国家间外交关系的一条重要途径，力图通过政党交流的形式沟通信息、增进了解，以补政府外交之不足，或作为政府外交之先导。中共建政之初，中共政党外交的主要对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共产主义政党，随着中苏两党关系逐步恶化，中共政党外交也开始走向多元化，同资本主义世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往来不断增多。　　毛泽东执政时期中共政党外交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厚，其基本立足点是以我划线，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意识形态的亲疏和好恶甚至一度直接左右了中共政党外交的健康发展。毛泽东执政时期中共政党外交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以中苏两党关系的发展为轴线呈现波动:建政之初，苏共是中共政党外交的重中之重，对其它兄弟党的外交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中共对苏外交的一种延伸和折射;两党出现分歧时，中共政党外交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同苏共争夺盟友;两党交恶之后，中共政党外交在以苏划线来区分“现代修正主义”政党和马列主义政党。　　毛泽东执政时期中共政党外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第一，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政党外交机构和外交机制，形成了双边会议、多边会议等行之有效的政党外交途径，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政党外交的迅速恢复和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第二，在继承建政前中共政党外交基本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建国后政党外交的丰富实践，逐步确立了中共政党外交的若干基本原则，如独立自主，平等协商，反对大党主义，反对干涉他党内政，等等，从而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共处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最终形成积累了经验。第三，通过广泛而积极的政党外交活动，增进了党际交流，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与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与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友谊关系，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与资本主义世界其它类型政党之间的沟通与了解，为新中国总体外交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第四，在冷战对峙的大背景下，中共基于当时的总体外交战略考量，打破意识形态的禁锢，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对资本主义世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外交活动，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政党外交的全面开展开辟了道路。第五，通过这一时期政党外交活动的的开展，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政党外交经验。这一时期政党外交理论与实践探索中的积极成果，为改革开放新时时期的政党外交所继承与发展，构成了中共政党外交发展史的重要一环。　　毛泽东执政时期中共政党外交也遭受了重大挫折，留下了深刻的教训。第一，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展政党外交，要制定出正确的外交战略，首先需要对所处时代的特征以及总体国际环境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倘若在诸如时代主题究竟是战争与革命还是和平与发展这样的关键问题上判断失误，就会直接影响到政党外交的总体战略定位，影响到政党外交的实践效果。第二，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开展政党外交，处理与兄弟党的党际关系时，不应当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为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就算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容易犯错误。第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政治制度是一致的，但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可能发生分歧，国家间的利益不一致乃至相互冲突。开展政党外交，必须处理好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不能将政党之间的分岐带进国家关系把意识形态的分歧与国家关系搅和在一起，否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第四，实践证明，通过公开论战的方式处理政党之间的分歧,不是开展政党外交的适当的方式。不同阶级的政党之间对问题的认识出现分歧,即便是同一性质的政党，由于民族特性、历史传统、发展水平、理论修养、认识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发生分歧都是正常的。倘若彼此能够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平等交流、求同存异，并不会影响到党际关系的正常发展;倘若唯我独尊，党同伐异，公开点名批判别的政党，必然会阻碍政党外交的健康发展。　　总之，毛泽东时期中共政党外交的理论与实践是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其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其教训也值得我们认真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