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既是目前现状、也是历史过程。在华夏主体族群形成的汉朝与华夏中原政权疆域达到极值的唐朝之间的中古时期,其所表现出来的各个族群的汇聚与融合正是“多元一体”生成历史上极为关键且鲜明生动的阶段。恰在汉唐之间,涌现出一类较为特殊的历史资料:墓志文献,其在勾勒历史细节、追索历史痕迹方面展现了很高的资料价值。以墓志文献为基本面,以西北边疆为着眼点,重新梳理和观察中古时期诸多族群汇聚与融合的历史、“多元一体”生成与扩张过程中的细节与痕迹,无疑是可行的学术通路。欲达到上述大目标,还需从两个具体且“相对”方面入手:第一,依靠胡族墓志所载之远近祖、卒葬地等信息廓清以尉迟、独孤、郁久闾等为代表的中古西北边疆胡姓的源起、迁徙、分布的流变情况,尤其是他们自身所体现出的胡族意识及其融于华夏认同中的历程。偏重的是胡族内迁场景下的文化性、社会性、自觉性。第二,凭借墓志中记载的涉及中古西北边疆的对外交往、职官设置、军事行动等信息,以点带面梳理中古时期中原政权经略西北边疆的尝试努力和成败细节。更关注的是“胡汉共同体”外扩时的军政性、国家性、进取性。鲜卑是连接草原霸主匈奴和突厥的中介,故先从鲜卑姓氏着手。自孝文帝以来的胡姓改汉姓的活动并非一帆风顺,北周拓跋氏墓志所见的元魏宗室的改复旧姓,是宇文泰改制整军的举措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弱小的西魏实现了政权的安全和发展。源氏和吐谷浑氏,都是鲜卑大范围西迁的族群,又都因为较强的族群意识而专改他姓,当然最终都于盛唐时融入华夏。尉迟氏与早期鲜卑已有联系,“西方尉迟氏”与于阗尉迟无多大关系。对北朝隋唐尉迟墓志的再考察,有助于我们厘清中古时期尉迟一族的发展脉络及其身上所体现出的“边疆”元素、华夏认同以及“胡汉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与鲜卑相关但较为疏远的贺兰氏、成氏、彭氏也在其不断发展、迁徙的变化中深深打上了华夏化、中央化的烙印。汉唐间的独孤一族,其族名、氏名历久的延续性说明它本身带有中古中国的“边疆性”。“独孤”经历了由河西休屠到并州屠各,再到塞北独孤的发展之路,直至公元六世纪达到顶峰。以独孤信为代表的中古独孤氏身上具有的“边疆性”似乎正是对隋唐大帝国形成所作历史贡献的必然表现。不断内迁的柔然一族,以郁久闾氏为代表,也是在盛唐时从血缘和文化上一起完成了汉化。粟特安氏与米氏入华后在往复迁徙、汇聚互动中,其与华夏渐融。安氏后裔墓志信息所反映的追认黄帝的姓源拟构、高度的国家认同情怀,无疑是华夏文化包容度、东亚秩序长期有效的体现。北魏对西北边疆的拓展,是继承两汉以来的传统。墓志文献中反映的军镇长期设置和元魏宗室的历久镇守,都说明了中央政府对河西、西域等西北边疆的重视。由于内部不稳定等因素,北魏对西北边疆的经略缺乏内在的持续动力。当然,北魏的经略,尤其是西域校尉的设立,也为隋唐时对西域的拓展奠定了基础。近年来出土的数方墓志文献反映出隋代曾有“安西都护”之设。隋代“安西都护”的出现与隋炀帝、裴矩等人企图“掩吞秦汉”的西域经略有密切的联系,它的设立可能正是为了弥补裴矩离开西域之后此区域的高层权力真空。隋代“安西都护”与此区域内扮演重要角色的粟特人有直接的关联,这可能也为其从幕后推动高昌“义和政变”提供了有利条件。利用墓志文献颇能对唐代西北边疆经略的细节进行考订。墓志所见唐代西北边疆的经略,始自关中西部,历经消灭和吸收边疆地区分散割据势力,最终持续经营西域,盛极一时。后有唐蕃鏊兵而双方未见高下。然而中原生变,陇右空虚,整个唐代的西北边疆经略随即付之东流,最后只能蜷缩回关中地区,其原因之一正是以“安史之乱”为表现的胡汉共同体的破裂。与此相反的是,在疆域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北朝以来融合而成的胡汉共同体恰恰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总之,墓志所见中古西北胡姓流变及边疆经略,正可从内外两方面窥见中古胡族华夏认同的形成、西北边疆经略的细节,以及胡汉共同体为隋唐帝国形成、唐代极盛疆域所做出的历史贡献,这也是在描述中古时期“多元一体”格局的成长性与稳定性、东亚秩序下边疆的旺盛生命力与整体安全度。借由梳理文献、观察历史而以史为鉴、知古审今,以期为当今的边疆文化安全、周边关系、边疆治理、边疆学的理论构筑提供可参考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