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最具特色的经济制度,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它代表的政府控制、干预经济的经济管理理念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有着本质的差异和冲突。今天,我国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主导地位。虽然其政治经济学基础与中国古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完全不同,是建立在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但借古鉴今,仍然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公有制经济在富国强兵,集中力量办大事,增强国际竞争力,节制私人资本,限制贫富分化,促使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等具多领域可以发挥与古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类似的作用,但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百般弊病,尤其是权贵经济的祸患、贪官污吏的肆虐,足以引起世人的警惕。这也是笔者选择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进行探索研究的主要目的。根据笔者的研究目的和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体系结构的内在逻辑,论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共五章:第一部分即第一章,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建立。主要是对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建立的政治经济背景、思想文化冲突、产权基础以及立法过程进行分析。第二部分是实体分析部分,共三章,即第二章元代官营造作手工业的法律规制,第三章元代官营课程手工业的法律规制,第四章元代官营商业的法律规制。本部分在充分占有翔实的法律史料基础上,首先,从静态的角度,对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进行全面、系统地文献分析,考证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具体法律制度、经营模式、管理规范和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法律措施;其次,从历史的纵向角度运用比较分析等方法考察元代主要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产生、形成及其嬗变的历史过程;再次,通过典型案例的补充研究,揭示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运行情况和法律规制效果。第三部分是总结评析部分,即第五章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评析。主要是在分析中国古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及功利价值、主要流弊的基础上,总结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主要特征和历史个性,反思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利弊得失,以期为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法制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研究一直是法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研究,还只能说处于起步阶段。就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而言,本文具有开拓性。除此之外,本文可能的特色和创新之处还包括以下几点:首先,就研究的意义来说,本文将研究的目的置于西方经济私有制与中国传统经济公有制、西方自由经济与中国政府干预经济的法文化冲突背景之下,不仅凸显了本文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而且为笔者研究本文提供了原初的动力和勇气。而就研究的对象而言,本文选题定位具体,十分务实,且直指要害。中国传统封建经济是政府干预经济,政府干预、主导、管理国家经济的最主要、最根本的手段和制度就是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因此,本文选题以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其“以小搏大”“知微见著”意蕴十分明显。其次,本文十分注重对“社会生活中的法律”、“社会运行中的法律”进行研究。笔者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不仅关注有关元代工商业法律制度的立法及体现于一定文本的法律制度,而且把法律看作一种社会现象,更关注社会中的法律,即法律在社会中应用与运作过程及社会效果,法律与政治、法律与经济等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更为关注元代官营工商业“活法”的研究。其具体体现如下:一是本文不仅注重对元代法史文本如《元典章》、《大元条格通制》的研究,而且注重搜集和分析元人留下的大量奏章、笔记、戏曲、诗歌等文献资料,挖掘元朝社会生活中的“法律事实”。二是本文不仅研究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法律文本和法律条文,而且关注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立法目的、运作状况及法律效果,也即法律的具体运作情况。三是本文极为重视对法律的调整对象——社会关系本身进行研究。过去,在法律制度史的研究中,往往总是就法制谈法制,而对法律的调整对象——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漠不关心,结果是法律条文罗列了不少,但人们对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仍然知之不多。本文十分关注元代官营工商业经济的运行过程,从生产资料的产权属性到劳动力的来源与法律地位,从官营工商业经济的生产经营方式到产品、收益的分配制度都纳入了本文的研究视野。四是本文不仅研究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产生、形成、演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而且还注重研究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作用和影响,试图对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社会效果、利弊得失给出合理的评价。再次,本文将元代官营手工业分为造作手工业和课程手工业,将其作为两种不同手工业类型分别进行研究,分类更合理,逻辑更清晰。以往的官营工商业研究成果中,要么将官营课程手工业与官营造作手工业统称为官营手工业进行研究,由于两者的职能、目的及具体法律制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将它们混为一谈,很不合理;要么将官营课程手工业法律制度与专卖制度合并在一起进行讨论,但结果往往只关注官营课程手工业产品的流通制度即专卖制度,而对官营课程手工业的宏观调控制度、生产管理制度、产品分配制度不作重点研究,甚至留下空白,这是很不完整的。中国古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它起源于西周的“工商食官”之制,经秦汉,历唐宋,制度历备,内容代丰,可谓一脉相承。然而,其历史功过、价值利弊,自古也是人们争议的焦点。言利而害义,富国而伤民,溢上而损下,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因此累遭世人诟病。本文以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作为标本,对其立法背景、规制内容、运行状况、社会效果等方面作了比较系统的考析和论述。通过这些考析和论述,可以看出: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基本上沿袭了唐、宋旧制。官府直接经营管理大量工商业经济,其主要目的仍然是为皇室贵族和各级政府提供各种消费品和奢侈品,为国家财政节约货币开支并获得大量利税收入。然而,由于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及民族文化背景,就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价值意义而言,元代的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挫长扬短,将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百般弊病暴露无遗。究其具体原因,既有法律运行的政治、法治环境的原因,也有其制度本身缺陷的原因,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其一、蒙古少数民族的权贵政治重利轻义。元代是一个蒙古少数民族强势统治中原汉地的朝代。由于元政权在政治上过度依赖蒙古权贵,在经济上处处维护蒙古权贵的经济特权,在文化上重利轻义,因而他们经常将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作为榨取人民超经济利益的实用工具,只知取之于民,不知用之于民,急敛暴征,岁司羽鸠。其二、产权基础家族性导致的分配不公。元代官营工商业,只是在经营管理法律制度上继承了前代的管理模式和方法,而事实上因产权基础不同,其代表的生产关系是一种完全与唐宋不同的生产关系,其分配制度是“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原则的具体化。这必然导致元政府泛赐滥赉,财政入不敷出,疯狂地榨取汉地民众。第三、“各依本俗”的法治差异。基于“各依本俗”的法治原则,元代蒙古权贵仍然适用大汗国时期的自由工商业法律,可以肆无忌惮地兴办投下工商业,甚至部分禁榷工商业。这种不一致的法治制度,使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打击地方豪强势要及节制富商大贾的政治、经济作用大打了折扣。第四、直接劳役制经营模式的落后。元代官营工商业手工业劳动者最初就是来源于“唯匠屠免”的战争俘虏,其使主将他们称为“驱口”。入元之后,直接劳役制一直是元代官营工商业的主要生产经营形式。元代官营工商业劳动者虽然不是奴隶,但在国家强制下几与奴隶无异。相较于宋代的召募制、承买制,元代的劳役制无庸置疑是历史的倒退。第五、经营管理的监督机制不完善。从纯粹经济学分析来看,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最大问题是控制问题,因而建立一种有效的监督机制是十分必要的,但这种监督机制肯定是既昂贵而又不完善的。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元代更是如此。贪污成风、非法盘剥严重、生产成本高昂、经营效率低下,诸如此类的制度弊端,都在元代官营工商业经营过程中暴露无遗。元代的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在恢复和促进元初的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由于官营工商业发展成果被少数蒙古权贵攫取,广大中原民众沦为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受害者,被无情地剥削和压榨,最终导致官贪民穷,民穷则国也不富,国民经济陷入民不聊生,经济崩坏的境地。这种历史教训值得人们认真总结和反思。总之,本文集法学、史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为一体。本文研究的是过去,思考的却是现在,因为笔者一直有一种信念: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是背负着过去走向未来的,过去与现在不仅不可割裂,还能共同构筑一个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