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威廉(William T.Rowe)是当代最负盛名的汉学家之一,20世纪80年代因两部研究中国汉口的著作而在美国中国学界声名大振。之后,罗威廉的《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精英意识》(2001年)、《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百年的暴力史》(2007年)、《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2009年)等著作的中译本陆续出版,又引发了中国学界对其中国学的评介与争议。但是总体而言,这种回应较为零散,缺乏全面系统的考察与探究。因此,以罗威廉的中国研究论著为中心,梳理罗威廉中国研究的内在理路,这对于我们了解美国中国学的发展脉络及趋势,拓宽国际学术视野以丰富自身的相关研究不能不说具有重要意义。罗威廉的中国研究,虽然涉及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政治史等方方面面,但其关注的核心始终是找寻“近代早期”中国存在的可与西方相比较的“早期现代性”因素,此可谓其中国研究“一以贯之”的主线。沿循这一主线,我们可以较好地理清罗威廉看似分散无序的中国历史研究所隐含的致思理路。罗威廉的汉口研究试图证明19世纪一个颇具自治性质的“早期现代”城市在中国的存在,这是他在中国追寻“早期现代性”的开始;在《救世》一书中,罗威廉从思想、经济、政治三个领域探讨了以陈宏谋为代表的18世纪官僚精英的意识和心态,在罗威廉笔下,这一精英群体不再是传统观点所认为的保守腐败的统治者,而是一群对百姓民生有着高度责任感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士大夫;而《大清》中的盛清则被罗威廉定位为一个充满活力与变化的“早期现代帝国”。总而言之,在罗威廉看来,从十六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的“近代早期”阶段,这段时期内的中国社会是充满变化和活力的,而且这种变化与同时期的欧洲有诸多相似之处,同样充盈着蓬勃的“早期现代性”因子,而正是对这种“早期现代性”因子的挖掘与追寻贯穿着罗威廉的中国研究,并构成其中国研究的一个基调。罗威廉在中国研究中运用了大量的中西比较,并借用了从西方历史经验中产生的概念范畴来统摄中国的历史现象,这是其在中国追寻“现代性”之运思理路的基本特色。罗威廉对中国“现代性”的追寻因带有一定程度的建构主义色彩而招致了学界诸多的批评与争议:对于某些历史现象,罗威廉只聚焦于其表面的相似性却相对忽略了中西之间历史与文化上的深层次的差异性;罗威廉借用西方的理论模式来统摄和阐释中国的历史现象,很大程度上带有“理论先行”的意味,从而将其研究导向了对现代化单一轨迹的发现;罗威廉之所以要在中国发现“现代性”当与中国崛起的现实不无关联,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具有“唱盛中国”的情感倾向。尽管罗威廉的中国研究存在不少的争议与局限,但其对中国历史研究所做出的贡献以及给予我们的启发同样不可忽视。在罗威廉的视域中,明清时期的中国不再是一个垂垂老矣,只有等待西方冲击才能绽放活力的古老帝国,而是一个沿着自身社会经济发展所规定的道路向前演进的“早期现代”国家,这就较为有力地回应了有关中国“停滞”的论调。罗威廉以其诚挚的态度和非凡的勇气,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曲折过渡的斑斓画面,而他在中国所发现的“现代性”虽有不少构想成分,由此引发批判与争议也在所难免,然而批判与争议本身就促发着我们对于现代性问题的探索和反思,而现代性问题毫无疑问乃是当今学界无法回避和绕过的一个重要课题。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面对海外学界以罗威廉为突出代表的在中国传统社会及近代中国寻找“现代性”的学术潮流,中国学者唯有保持冷静客观的头脑,才不至于被所谓的民族自尊心遮蔽双眼,以致在得到一点心灵慰藉的同时,丧失了对自身民族文化深度反省与批判的主动性和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