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秦豪电影不仅在世纪之交的韩国电影中拥有独特的地位，而且他对散文式电影做出了新的贡献和新的推动。他将东方的散文式电影与韩国电影的传统人文精神、传统东方文化和美学微妙地融合起来，而独树一帜。其影片有一种题材平民化、人物关系亲情化、叙事散文化的特点，进而在叙事方式、镜语修辞、风格与美学特征上获得了独特的作者印记。因此，在许秦豪的电影中不仅有散文式电影的生活化、平淡性、细腻性、写实性、暗示性、片断性和哲理性等特征，而且有韩国电影注重平民底层视角，充满时代感、社会性、人道关怀的特点。 许秦豪对韩国电影的优良传统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发展。这不仅体现在他的电影把东方的由小津安二郎、吴贻弓、侯孝贤所发展起来的散文化的电影风格以崭新面貌引入韩国；更为重要的是他把东方的儒家、道家和佛家的伦理美学、人格美学、文艺美学演变为一种电影声画语言的修辞美学。因而，“平而不凡”的情节、“发乎情，止乎礼”的冲突、自然虚静的表演、恬淡委婉的说白、和谐优美的影像、含蓄隐忍的节奏、“悲而不伤”的情绪、宁静悠远的意境，以及对生死、有无、爱恨、忠诚与背叛、执著与超脱的参悟……构成了许秦豪电影独特的美学风格。 电影风格的形成永远无法离开它生长的土壤——传统的、历史的、时代的、民族的、文化的、地域的语境。作为东亚国家的一员，韩国也拥有东方文化的传统，韩国人文传统与东方人文传统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而且韩国也是一个非常注重传统的国家。从许秦豪的电影美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导演对当代东亚社会与文化出路的孜孜不倦的探索与思忖。许秦豪的电影文本与韩国世纪之交的特殊历史阶段就有了微妙的互动。三部影片母题的演变，正暗示了儒教与传统文化与美学在当下韩国的命运流变。 许秦豪及韩国其他导演的电影对死亡母题的反复变奏与朝韩半岛特殊的地缘政治特点、苦难的民族记忆和集体无意识不无关系。但是，由于受东方文化的影响，许秦豪电影中的悲剧元素被融释成导演无处不在的悲悯的思忖和关怀。于是，原本可能的悲壮之美便转化为东方式的凄美。 就导演个人而言，许秦豪在韩国电影学院就读研究生之前，在延世大学攻读哲学。此时他就非常喜欢东方哲学的崇尚自然与恬淡适度。而且，他自称读过很多唐诗，喜欢唐诗的意境，且熟悉中国古诗词。<①>这就使许秦豪的电影充盈着浓浓的诗意、哲思和东方式的人生观、伦理观。总之，正是由于韩民族与东方文化的密切的渊源关系以及导演个人独特的教育背景和兴趣爱好，使许秦豪的电影能够把东方传统的美学思想电影化、影像化到极致，甚至使之贯穿到电影的主题思想与内容、形式与风格的各个方面；并且使东方哲人般的思忖贯穿渗透到其全部电影艺术的骨髓，以探求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民族与全球、商业与艺术之间的电影艺术美学的和谐。因此，把导演的哲学思忖、东方传统美学和当下审视结合起来，并使之深入到其全部电影艺术的灵魂——这就是许秦豪电影一贯延续的独特风格的美学标识和个性标志，也就是许秦豪电影的最大的“作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