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转型时期,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农民以村民自治、农民流动和新乡村建设为契机,开展了阶层互动。互动的发生是两股力量相向而行的政治社会结果:其一,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的衰败和农民的落后激发起农民以行动和思想修正不合理社会制度,同时寻求可能的外部社会资源以改变不利处境的内在冲动；其二,知识分子在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差距问题时,必然需要从思想上接近农村和农民,当其社会责任意识被激活后,对“三农问题”的强烈关注将驱动其走进农村和农民。与梁漱溟所倡导的知识分子对农民进行思想改造的精英主义立场不同,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与农民的互动建立在平民主义的社会文化基础之上:平等的政治社会地位,对权利与利益的共同追求。知识分子日趋平民化与世俗化,农民则在市场经济活动和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实践中逐渐确立起权利、利益和自由平等意识。虽然同样秉持文化改良思想,但是与梁漱溟寄望于通过传统文化复兴来重建中国不同,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与农民开展互动的行动目标是培养适应现代化需要的现代“经济人”、“政治人”和“社会人”,增强农民自我发展能力,缩小城乡差距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知识分子与农民阶层互动的社会背景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变迁及其政治社会后果:社会资源分配体制改革推动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造成严重的社会分化和贫富差距,突出地表现在农民社会阶层位序下降,以及近距离、低经济社会等级流动；以农民和农民工为主体的社会中下层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疏离和阶层关系紧张。资源由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由此导致农村走向衰败,现代城市和传统农村的并存将国家分割为两个异质部分,削弱了国家的整合能力与共同体性质。在这个宏观背景下,由农民发挥创造能力所推动的农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知识分子与农民的互动提供了制度平台,使二者在共同的话语环境、目标取向和制度资源支持中找到了阶层互动的契机和场域。　　 工农联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社会基础,但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在社会结构中都处于弱势地位,而且在城乡分治体制作用下,二者之间并没有产生互动与结合。这与工农阶层“应然”的强大政治地位形成巨大反差,不仅将削弱执政的社会基础,同时还会弱化社会成员对于社会主义本质是“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信念支持,损害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对政治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知识分子与农民建立在追求农村和农民发展这个共同目标基础之上的阶层互动与结合,一方面指向城市和农村、城镇居民和农民的共同富裕,另一方面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诠释着工农联盟的时代形式,将产生三个方面的社会资本:一是构建新型社会互动网络,消除阶层关系紧张与阶层隔阂:二是重建与强化社会信任,增强社会凝聚力；三是培育公民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这些社会资本将有助于弥补和修复工农联盟内部的隔阂关系,对于国家整合和政治稳定具有社会心理和文化基础意义。　　 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与农民互动的广度、强度和频度受宏观政治社会环境以及行为者的利益取向所影响,呈现出广度较小、强度较高以及频度较弱的总体互动程度不高的情况。但是,在国家政治权力主导社会分化的意识不断增强,以改善和优化社会结构为总目标的社会资源分配体制改革已经启动并不断推进的现实条件下,知识分子与农民互动的程度将随着国家宏观制度的变迁以及由此形成的主流话语体系而逐渐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