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有一百三十卷,题名唐太宗御撰,实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为监修,集合众多史臣智慧而编成的官修纪传体正史。该书较为全面地记载了两晋的历史,是研究晋代的基本史料。《晋书》始撰于贞观二十年(646年)闰三月,于贞观二十二年九月修成,历时两年半。原题为《新晋书》,后因藏荣绪《晋书》失传,而去“新”之名。《晋书》开创了官修集体编撰正史之先河,在史书编纂和文献保存上有着巨大贡献。它继承了前代正史的编纂经验,首次把“载记”引入正史,丰富史书记载范围,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它还在历史编纂思想、编纂内容以及书法体例等方面有所突破,极大地影响了其后的正史编纂。因此,整理和研究其书的编纂及其文献成就,在推动《晋书》研究和二十五史研究中均有重要意义和学术价值。本文参阅了有关《晋书》的史料,认真研读了中华本《晋书》,在此基础上仔细分析和比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运用历史学和文献学及相关学科理论和方法,对《晋书》的编纂、史料来源、文献价值等方面,进行总结和论述。具体分为四部分来论述。绪论部分主要是关于《晋书》的流传和研究史回顾,阐明有必要对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研究；第一章《晋书》的编纂,探讨三方面问题：其一,唐初重修《晋书》的缘由；其二,考察《晋书》编纂人员；其三,《晋书》成书时间问题。这些问题历来受到学界的重视,争论也是最激烈的。本章旨在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第二章探讨《晋书》所凭借的材料,实际上是探索唐修《晋书》的史源问题,主要分为两个方面来阐明,其一,参考相关典籍的记载,考察两晋流传到唐初的相关史料留存；其二,唐初史臣具体参引的两晋史料辨证。第三章评述《晋书》的文献学价值,兼谈有关体例、书法等问题,由于该书是在已有的诸家晋史的基础上,又是继唐代修撰五代史之后,因此通过研究该书可以管窥晋代以降,直至唐初的史学发展状况。这一部分是本论文的主体部分,主要分三方面来讨论的,其一,《晋书》在编纂思想、编纂内容和形式上成就突出；其二,具体分析了《晋书》史论价值；其三,探讨《晋书》的史料价值。通过论述,得出以下认识：其一,《晋书》编成之后,即受到时人的褒奖,它的文献价值和皇家编修的正史地位,使得诸家晋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其二,尽管囿于刘知几对《晋书》的极力贬低,自唐以降还是有众多的学者专家承认其不可或缺的历史地位,从而进行不断的研究,研究的成果也极为丰瞻；其三,关于《晋书》重新编修的缘由,落脚点还是唐初留存的诸家晋史自身的不足和缺陷,当然唐太宗的个人因素的影响也是比较突出的；其四,关于《晋书》修纂的时间和成书时间,尽管诸家各有其说,但是根据目前可信的传世文献的记载分析,贞观二十年闰三月,即《修晋书诏》的颁布时间,应该就是开始着手撰写的时间,而修成时间是贞观二十二年九月,编修历时两年半。参加编修人员总计二十三人,除了太宗撰写四篇史论外,其它诸人都有具体分工,权责明确。其五,关于《晋书》史源问题,目前研究还是十分薄弱。其中主要的问题存在于两方面的制约：一方面两晋文献散佚严重,一方面唐修时进行了大量的删节和改撰。其六,关于《晋书》文献价值的总结,目前相关的研究成果很少,但《晋书》体现了唐初史学所特有的时代气息,不仅继承前代史学的优良传统,还用于开创新的史书义例,其编纂制度和经验被后世模仿,其史论价值、史料价值均有较高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