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公司制度的建立,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逐渐分离,导致了委托代理问题的出现。在委托代理的情况下,公司的所有者与管理层的利益目标不一致,这在客观上要求公司进行管理层激励,来缩小两权分离产生的矛盾。在目前的公司制度下,货币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在职消费是三种主要的管理层激励方式。货币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属于显性的激励方式,而在职消费属于隐性的激励方式。公司股东期望制定出一个合理的激励模式,可以使管理层与股东追求的利益目标保持一致,来共同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避税贯穿于公司经营的全过程,是公司经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着公司的经营业绩。当公司进行管理层激励时,将会对避税的决策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除此之外,我国特殊的所有权结构将我国的上市公司分为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和非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这也会影响管理层激励与避税的关系。本文选取了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14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将管理层激励分为三个维度,即货币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在职消费,分别研究了管理层激励的三个维度与避税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引入产权性质的视角,将上市公司分为国有上市公司与非国有上市公司,分别研究产权性质对管理层激励的三个维度与避税关系的影响。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和第二章,详细地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以及论文的基本框架等,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国内外关于产权性质、管理层激励和避税的相关文献。第二部分是第三章和第四章,主要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管理层寻租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激励理论,对产权性质、管理层激励与避税的关系进行了规范的理论分析,并提出了产权性质、管理层激励与避税关系的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第五章,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首先回归分析了管理层激励的三个维度与避税的关系,检验相应的研究假设;然后根据产权性质,回归分析了不同产权性质下上市公司管理层激励的三个维度和避税的关系,检验相应的研究假设。第四部分是第六章,基于前文的分析,得出本文的主要结论:(1)管理层货币薪酬激励与避税程度负相关,非国有公司中的负相关性更强;(2)管理层股权激励与避税程度负相关,非国有公司中的负相关性更强;(3)管理层在职消费与避税程度负相关,非国有公司公司中的负相关性更弱。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1)公司在制定税收政策时需要谨慎,在做出相关决策时要考虑制定的税收政策对于公司的经济效益产生的影响;(2)公司要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尤其需要充分披露在职消费等隐性激励;(3)采取多样的激励方式,尤其需要增加精神方面的激励;(4)应结合管理层自身的特点进行综合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