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医学试验是一种直接以自然人的身体为试验对象的医学试验,其作为一种针对人身的试验行为,必然会出现侵犯到受试者合法权益的情形。在人体医学试验较普遍的国家,针对人体医学试验侵权的立法较为完善,明确了其为一种独立的侵权责任。我国人体医学试验出现较晚,并且通常是在就医患者中进行,因此常常被视作医疗行为,忽视了其实质是一种独立地试验行为。人体医学试验的首要目的是测试试验药品、器械等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而非用已证明安全、有效的医疗产品或方案去治愈疾病。目的不同,价值导向就不用,从而人体医学试验中的参与者的行为选择就不同,进而责任承担也就不同。实践中,人体医学试验侵权案件,通常依照医疗损害责任的相关规定进行规制。但人体医学试验同医疗行为有本质上的区别,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定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人体医学试验侵权,并不能达到法律对合法权益有效保护的效果。因此,有必要从法理上明确人体医学试验侵权责任的独立性,结合我国现行《侵权责任法》中的相关规定,进一步明确其构成要件和责任承担问题。除导论和结语部分,本文分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人体医学试验侵权的特殊性。从对人体医学试验侵权行为特殊性的分析出发,明晰其与其他侵权行为的区别。进而从侵权责任法中对医疗损害侵权责任和医疗产品侵权责任的规定出发,分别比对分析出上述两种侵权责任的规定并不适用于人体医学试验侵权。由此得出,人体医学试验有必要成为一种独立的侵权责任,从法理上对其进行梳理。第二部分,人体医学试验侵权责任的构成。基于受试者享有的知情同意权和生命健康权,人体医学试验的申办者和试验者就负有相应的告知义务和注意义务。并且不同于医疗行为中的告知义务,人体医学试验中的告知义务内涵更丰富,履行要求更加严格。而注意义务则贯穿整个试验,除受试者以外的试验参与者都负有注意义务。当申办者和试验者没有履行告知义务和注意义务,或是履行有瑕疵时,就会侵犯受试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受试者的损害可分为人身损害、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人身损害通常伴随着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其中,精神损害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在衡量时需更多运用法官的自由裁量,综合受试者的痛苦程度、社会影响和公平原则等因素进行判定。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须有因果关系的存在,这是侵权责任的构成很重要的一点。造成人体医学试验中受试者损害的原因是多样的、复杂的,而其中又涉及到极具专业性的医学知识,所以在人体医学试验侵权责任中因果关系的证明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由侵权方证明侵权行为和损害事实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第三部分,人体医学试验侵权责任的承担。实践中,人体医学试验的侵权主体较为复杂,其责任形态也较为复杂。当只存在单一侵权人时,责任承担毋庸置疑。当不只存在一个侵权主体时,根据主体间有无意思联络可分为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此外,由于试验者与实际操作者之间的雇佣关系,试验者对实际操作者存在替代责任。鉴于人体医学试验的风险性、不确定性,以及对受试者的最大保护,其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不宜适用过错原则；若适用无过错原则又过度加大了试验者和申办者的责任,是显失公平的。因此,人体医学试验侵权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根据侵权责任法中的一般规定,在受试者故意和第三人过错时,试验者和申办者不承担侵权责任。在明确了人体医学试验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和责任形态的基础上,参照《侵权责任法》中的一般规定,对其损害赔偿的范围和内容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分为人身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由于财产损害一般是伴随着人身损害产生的,因此在人身损害赔偿部分对其一并分析了。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将人体医学试验侵权责任确立为一种独立的侵权责任,并从法理上分析明确其构成要件和责任承担的问题。理论分析中穿插典型案例,在构建人体医学试验侵权责任框架的同时,解决实践中的困境,从而使理论更贴近实践,在实践中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从而在法理上明晰了人体医学试验侵权责任,更好地将人体医学试验侵权责任更规范的纳入现行法体系,也解决了其实践中因法律适用不当而产生更多纠纷的困境。但人体医学试验侵权责任具体规则的分析构建需要极丰厚的理论功底,笔者的学术修养尚浅,理论功底不够深厚,因此本文还存在许多欠缺、不够完善之处。由于资料的欠缺和笔者学术能力的欠缺,对于人体医学试验的监督和管理机构,以及上述机构在侵权责任法下的权利义务以及对规制侵权行为的作用,本文并没有展开全面的论述。另外,文章在各部分的衔接和个别地方的论述还稍显生硬,文章的逻辑结构还可再调整以达到更严谨、更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