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金融业发展迅速,同时也使我国系统性风险的管控面临巨大的挑战。实践表明,大部分银行危机是由小问题恶化而来,为了防微杜渐,必须对银行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纠正。早期干预制度注重事前预防和及时干预的监管理念契合了这一监管需求,因此,建立早期干预制度已成为国际共识。然而,我国早期干预制度的法律框架亟待完善。一方面,我国早期干预制度仍存在诸多缺漏;另一方面,早期干预制度在实践中面临障碍,实效甚微。因此,我国的早期干预制度设计应当立足国情,给予实践中的障碍有力的回应,以保障制度有效落实。本文第一章阐述了及早干预问题银行的理由以及各国和国际组织在完善早期干预制度上所做的努力。第二章指出监管宽容是早期干预制度有效落实的主要障碍,并剖析监管宽容的成因和危害;第三章论证我国早期干预制度应采用以规则为基础的模式,以达到遏制监管宽容的效果。首先,早期干预制度的触发标准必须具有明确性,应兼采定量和定性标准,以定性标准作为定量标准的补充;其次,我国应借鉴PCA模式,保障早期干预制度的强制性和时效性,同时通过定性标准和裁量性措施的设置保留适度的自由裁量空间。第四章论及早期干预制度法律建构的其他问题:第一,完善早期干预制度有效落实的先决条件;第二,要把握好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平衡、早期干预权与商业银行经营自主权的平衡;第三,制度设计要考虑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特殊性;第四,建议融合早期干预制度和商业银行恢复与处置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