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中国”规划是我国重要的国家战略,这凸显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在实现这一规划的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公共卫生体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相关的实践也说明了地方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的问题,而这正是需要改进之处。与城镇相比,农村地区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起步晚、水平低,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即便如此,公共卫生支出在当前农村地区经济增长等方面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既“有形”也“无形”。现如今,农村居民的生产行为主要有两种:一是从事农业生产,二是向城市进行劳动力转移从而从事非农生产。而探究政府公共卫生支出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是评估公共卫生支出政策经济效果的重要窗口。基于此,本文从政府公共卫生支出的视角出发,以农户为主要研究对象,探析在政府公共卫生支出和家庭医疗支出双重作用下农户家庭农业生产和劳动力转移行为特征与变化,为改进农村地区的公共卫生支出政策提供决策参考。近年来,中国公共卫生支出规模增长迅速,在保障居民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城镇居民相比,公共卫生支出增长对农户的边际影响更大。一是因为农村地区公共卫生条件和基础较差,每增长一定比例的公共卫生支出产生的效用更高;二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由于基础卫生条件差引发的疾病风险较高,公共卫生的投资可以缓解农民医疗支出负担,对农民自身效用改善效果较为明显。本文界定了公共卫生支出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并将影响分为两种:一是公共卫生支出的增加直接提升农村区域基础卫生保健等方面的水平,提升农村居民基础健康水平,使得农民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并获得更高水平的农业产出;二是公共卫生支出的增加带来的农村居民健康水平的提升间接提高了农村居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第二、三产业转移的概率,为城镇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两种经济性影响共同反映了公共卫生支出的重要性,且两种经济性影响的链接变量是“健康”,因此本文实证部分首先分析了公共卫生支出对农户家庭健康产出的影响,然后分析了健康水平提升之后的农户生产行为的变化。本文运用面板Logit模型、面板Probit模型、固定效应面板Logit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计量研究,而鉴于分析对象和变量的差异,本文研究的主要数据有两类:一是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二是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本文研究的逻辑思路是:“一条主线”+“一条副线”。一条主线是随着我国公共卫生支出的增加,农村居民的生产行为是否发生变化,或者农村地区的居民是否受益(收入或获取收入的能力是否得到提升)?本文以农户生产行为来测度农民是否受益。在农村地区,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即农业产出和非农产出,前者是农业生产收益,后者则主要体现为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之后的工资性收入。那么公共卫生支出的增加为何能够影响农民的收入水平呢?主要有两个过程:一是公共卫生支出增加提升了农民健康水平,农民健康水平提升之后将有更多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二是公共卫生支出增加提升了农民健康水平,农民健康水平提升之后将大大增加其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的概率,而从事非农产业获取的工资性收入远远高于从事传统农业生产所获取的收入。一条副线是随着我国公共卫生支出的增加,农村地区居民身体健康水平是否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改进?根据主线描述,我们可以知道公共卫生支出的增加对农民农业生产投入和产出以及劳动力转移行为的影响的中间环节应是“公共卫生支出的增加大大提升农民健康资本水平”。事实上很多学者都已经证实了这一观点,本文将再次通过理论论证和实证数据来检验,并进一步论证主线效应的成立。基于上述逻辑,本文主要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问题的提出与背景分析,即导论部分。这部分主要交代本文研究的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第二部分为本文的理论基础,即为第一章。这部分内容是本文研究的基石。首先,该部分界定了本文的相关概念,奠定了本文的概念基础。其次,该部分交代了研究相关的基础理论,如健康人力资本理论、城乡二元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本文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最后,该部分对相关的文献进行整理、总结和归纳,厘清了当前研究公共卫生支出、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生产及其关系的相关文献,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第三部分为现状分析,即为第二章。本章内容将重点阐述我国公共卫生支出政策的发展趋势和区域差异,并在区域差异基础上对公共卫生支出与农户生产行为之间的逻辑关联进行了阐述,为后续的实证分析奠定逻辑基础。第四部分为副线研究,即为第三章。本文主要检验公共卫生支出的健康产出效应,分析公共卫生支出增加之后,农民的健康产出变量是否有变化或改进,以及分析改进的程度及原因。第五部分为主线研究,包括第四章和第五章。一是在第四章研究公共卫生支出对农户家庭生产投入与产出的影响。作为本文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一章将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政府公共卫生支出结合农户家庭医疗支出对农户农业生产投入和产出的影响。二是在第五章研究公共卫生支出对农户家庭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作为本文的核心内容之二,这一章将重点分析地方政府公共卫生支出增加的情况下,农户家庭成员外出从事非农生产的概率或比例是否增加。第六部分为本文研究的结论与政策建议,即为第六章。这部分的主要内容是总结本文研究结论和探讨提升公共卫生支出效率与效果的政策建议。基于上述内容安排,本文研究有三类七大结论:第一,在农村地区,公共卫生支出的健康产出效应更加明显。主要表现为对农村居民三大健康行为的影响:一是农村公共卫生基本环境与服务的健康效应较为显著,其中“附近医院可及程度,距离远近”和“体检频率”的健康效应更为明显;“家庭饮用水来源”和“家庭厕所用水类型”的健康效应亦明显,但与前两个变量相比则较弱。值得一提的是,“医疗保险参与情况”的影响比较突出,结果显示农民参与医疗保险之后,健康水平提升概率增加9.78%。积极参与医疗保险是国家健康政策的重要组成,对于农民而言,参与医疗保险可以极大程度减少其医疗支出的负担,也在某种程度上提高其看病的积极性,对其健康水平的改进比较明显。二是农民个体特征的健康效应需慎重对待,其中农民的年龄特征的健康产出效应最为明显,回归系数为-0.0238(1%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了随着农民年龄的增长,健康水平下降的速度较快,虽然是负向影响,但显著性水平说明了其对农民的健康产出效应较为明显;而“户籍”变量测度的城镇与农村之间的差异也比较显著;“城镇户籍”与“收入”两变量之间关联性比较大,产生的健康效应保持一致;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和性别等的健康效应并不明显;积极参加锻炼利于健康水平的提升,而适当饮酒也会改进健康,但并没有明显证据表明抽烟与健康负相关。三是收入差异与医疗保险参与情况的健康效应有显著差异,城镇居民因收入越高,他们会选择治疗水平高的大型医院而非就近治疗(-0.0942**),而收入越低就近选择医疗机构的概率较大(-0.0837***);由于农村居民收入较低,医疗保险的支出预算并不高,社会医疗保险的完善对其更加重要(0.0878***),而收入水平较高的城镇居民,除了社会医疗保险可选之外,商业医疗保险也是其重要的选择(0.0745*);年龄越小的居民,体检意识越强,自我健康水平提升的概率越大,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积极性越高。第二,公共卫生支出对农户家庭农业生产投入与产出有异质性影响。一是公共卫生支出增加提高了农村居民的健康人力资本,原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户将加大农业投入,农业产出将会增加;原不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户将增加外出从事非农生产的概率,而农业生产产出将会减少,非农生产产出将会增加。二是原不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户的非农生产概率增大,即大多数农户为了更高收入而向城镇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三是在样本地区,由于非农业为主的农户向城镇第二和第三产业专业,原农业用地会以一定的价格出租,家庭土地租金收入会增多,而农业生产产出会减少,即这种情况下公共卫生支出不仅会导致非农业为主的区域农业生产投入减少,还会导致农业生产产出减少。四是公共卫生支出增加间接产生了促进土地规模经营的效果,即当非农业为主的农户减少农业生产投入向城镇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时,大量农业用地空出和流转,大规模农业生产成为可能,效率得到提升。但这一土地增值效果对不同行业影响有差异,传统种植业和林业的效率提升不明显,反而出现下降趋势;但畜牧和水产品养殖的农户受到的影响相对不明显,因为其本身是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并不会轻易产生劳动力转移的情况。第三,公共卫生支出通过提高农户的健康水平从而总体上显著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但同时体现出异质性影响。一是公共卫生支出总体上提升了农村居民健康水平,提升农村居民健康资本,加快其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但由于个体健康存储水平的差异,以及农户家庭医疗支出、地区医疗可及性等因素的差异,健康资本提升程度存在差异,因此农村居民健康水平提升后的劳动力转移行为也存在差异。原健康存储水平较高的农户,因公共卫生支出增加带来的健康水平提升程度并不明显,继而产生的劳动力转移概率提升并不高(原本就处于外出务工状态);原健康存储水平较低的农户,因公共卫生支出增加带来的健康水平提升较为明显,向城镇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的概率较大。二是由于从农村转移至城镇二、三产业的农户从事工作的危险性较高,会导致明显的健康折损,因此从事非农生产的持续性和竞争力较弱,会产生农业劳动力的回流现象,公共卫生支出补偿了转移劳动力的健康损耗,减少了回流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