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一种基本方式,与货币政策相比有着灵活性高且外在时滞短的特点,因此财政政策的制定规则及其政策有效性长期以来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课题。稳健合理的财政政策不仅可以立竿见影地达到宏观调控的效果,还可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引导公众形成良性的未来预期,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近年来,我国面临着经济下行压力大和难以维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双重挑战,尽管中央银行采取了持续的降准降息措施,但是在实际中对经济的刺激效果却十分有限,这表明在我国当前需求疲软、经济结构失衡的情况下,仅靠单一的货币政策已很难起到有效的调控效果。因此,如何通过积极的财税政策实现结构性减税,改善我国现有经济结构,从而促进宏观经济的健康增长、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是如今迫切需要探究的热点问题。此外,税收的种类也有很多,对施加在生产、流通、消费等不同环节上的税种进行调整的宏观经济效应也不尽相同,从而针对我国现有时期的经济难点,选择怎样的税收工具组合方式、以及在多大幅度上进行税负水平的调整,在调控之后多长时间会对经济产生作用,这些是我国结构性减税这一热点课题下的重要研究内容。本文结合我国目前存在的企业运营成本高和投资需求不足的现状,在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信贷风险机制和金融摩擦,主要系统性分析了调整劳动收入税率和资本收入税率的宏观经济效应,并在纳入金融加速器的经济周期模型框架下进一步探讨了不同类型减税方法在调控过程中的宏微观传导机制的差异性,以及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程度,据此提出针对我国现阶段经济条件下对于结构性减税的实施建议。本文通过研究认为:第一、在纳入金融摩擦的金融经济周期模型中,资本收入税率的冲击会通过信贷市场上的利率调节机制导致资本价格、企业净值以及企业债务杠杆率等变量呈现非单调性的变动,由于这些变量和利率之间不断相互影响,进而导致金融加速器对经济的波动产生了显著的放大效应。因此,与劳动税率的调节相比,资本收入税率的调整对经济、社会的调控力度更大,但同时也带来了更强烈的波动性、反复性和不确定性;第二、劳动税率的负向冲击虽然会刺激家庭部门的消费,但在政府对公共债务的反馈机制的调节下,政府会缩减公共支出,通过政府这一类似于自动稳定器的行为,劳动税率的调整对投资以及总产出的调控效果不明显,但对于家庭部门来说,会带来持续的高于均衡状态的居民消费水平;第三,劳动收入税率的降低会带来小幅度的企业债务杠杆率的持续降低,相比而言,资本收入税率的降低会在冲击产生后初期能较为显著的改善企业债务结构,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但在后期会导致企业债务结构的恶化,因此在后期可以考虑配合劳动税率的调整谨慎使用;最后,从以社会福利成本来衡量财税政策有效性的角度来看,由于资本税率的调整导致多数变量波动幅度更大,最终从数值上来看调整资本收入税率能导致社会福利更大程度的提高。对政府来说,政府应当合理并灵活地运用上述两类税收调整在微观传导过程中,对各经济主体之间可能存在的抵消或放大作用,针对不同时期的目标,相机抉择使用哪一类税收政策、以及调控的幅度,实现在整体上维持经济稳定的同时维持社会福利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