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原本是生物学上的概念,指食物因细菌的作用而变质。在现实生活中,它特指领导干部的思想或行为堕落。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不同阶级的视野里、不同的标准下,对腐败的界定有着很大的区别。我国除把与人类文明有着根本冲突的堕落现象作为腐败之外,还把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相冲突的一些利用公职及其影响力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列为腐败。领导干部主要是指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部门或者机关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不含正职)和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其工作部门或者机关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上列工作部门的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在现实中,领导干部概念的使用宽泛得多,一般指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有科级以上实职的国家干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成形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落后日益凸显、社会和文化转型不断加速、导致国家的秩序供给能力下降,大量新观念、新行为得不到有效规范。人均财富较少、财富分配不均的分配问题加剧了腐败问题的频度和烈度。根据中纪委公布的信息,从数字上看,我国的腐败问题数量巨大、涉案人数和涉案金额多,而且有屡查不尽、不断加重的趋势;从人员构成上来看,参与腐败的领导干部的级别不断提高;从腐败的构成上看,我国的腐败问题正在复杂化、集团化、智能化。八十年代的腐败大多是少数人个体的贪污受贿。九十年代腐败分子因为谋取最大利益的驱动和对抗反腐工作的需要迅速走向集团化,一是权力和资本走向联合,二是腐败分子集团作案;腐败的形式和手段也变得复杂,譬如国家资本存量成为腐败对象,贱卖国有资本、资产的现象增多。最近十年,因为政策法律制定和经济发展的时差越来越大,加上少数高级领导干部参与腐败行为,使得腐败行为更加智能化,隐蔽性更强,如受贿形式包括了个人或家人获取出国教育、旅游机会,又如出现了利用地方政策规章漂白腐败行为的现象等;集团化倾向也得到加强。领导干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组织管理群体,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转型期,他们能否具有抵御敌对势力的腐蚀拉拢、战胜自身的不纯思想、克服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弊病的能力,主动拒腐防变,是我们的事业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领导干部发生腐败问题,固然有制度不健全、政策法律相对落后、外界诱惑大、社会环境差等客观原因,但关键原因是有的领导干部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从目前涉及的领导干部腐败案件中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类现象,即领导干部腐败必然伴随道德败坏,道德素质的下降使领导干部失去正确的行为预期和行为认知,丧失自律能力,是腐败的重要成因。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德先腐,而权后败。加强领导干部的道德素质,是提高领导干部队伍素质的核心问题,也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关键所在,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关系到整个社会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存亡。因此,领导干部自身良好的道德素质成为其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提高领导干部的道德素质是一个长期、系统、复杂的工作,需要调动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既依赖领导干部的自觉性,也必须发动社会的积极性;既需要教育和引导,也需要强制和惩罚;既要有制度改革,又要有文化创新;既要考虑发展需要,又要顾及斗争形势。从实施上看,加强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的主导地位是提高领导干部道德素质的基础条件,提高领导干部对提高自身道德素质的自觉性是核心内容,加强对领导干部道德素质教育培养是必要条件,完善对领导干部道德素质的监管是根本保障。本文针对领导干部腐败的道德素质的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并总结出造成领导干部腐败的道德素质的成因:阶级道德感模糊、权力道德素质的异化、财富道德素质的缺失、性道德素质的变质,进而提出提高领导干部道德素质抵制腐败的对策:大力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完善道德社会化体制、领导干部要自觉提高道德素质、拒腐防变、加强对领导干部的道德教育、完善对领导干部道德素质监管。冀望本文的研究能给新时期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以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