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中国首位获得此项殊荣的作家,并成为了国人的骄傲。据不完全统计,莫言的作品目前至少已经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各个国家出版发行。他的作品曾获得过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韩国万海文学奖等多项荣誉。莫言的作品即根植于他在老家高密东北乡时的成长经历和所见所闻的记忆当中,表现出浓浓的地域文化风情,进一步反映出广阔的中国生活图景；也追求和反映出超越地域局限的普遍“人性”。他用历史的环境来表现人的灵魂、人的情感、人的命运的变化,他认为小说只有描写了人性、描写了情感才更丰富,影响更长远。也是这一点,让他的作品具有了一种超越国界和语言的普适性,能够引起更多读者的共鸣。韩国与中国同处儒家文化圈,并从古时候开始就深深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政治、历史、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如今“韩流”席卷中国各地,两国人民对对方的各方面知识有着更加强烈的渴求。而莫言的作品,虽然大都取材于他儿时在高密东北乡的所见所闻,带有浓厚的地域文化风情,但它却也是广阔中国的一个缩影。莫言作品的时间跨度之大,包含了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三年自然灾害等一系列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中韩两国在这段时期处于断交甚至敌对的状态,因此韩国读者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以及当时中国社会的人、事、物都有很大程度的误解和认识上的空白。作为文化交流的纽带,译者在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目前为止莫言的长篇小说几乎全部被翻译成韩文并出版发行,并在韩国获得了众多读者的青睐。纵观莫言的韩文译者朴明爱、沈葵昊、文贤善等等每个人在具体文本的翻译中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有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方法,也有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方法,还有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方法。本文试图从译介学的角度出发,采取描述、解释性的方法,依靠举例法、比较法、归纳演绎法等具体操作方法,以莫言作品在韩国的译介为个案进行分析研究。通过资料的梳理、分析和总结,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莫言作品的译介传播情况如何?译介策略与方法及翻译语言呈现出的特点?在韩国读者中的接受条件和反应等问题?绪论部分阐明了本文的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先行研究与研究方法。第一章分别以电影、译者、作家自身、新闻媒体报道、作品本身的普适性这几个方面来考察莫言及他的作品传入韩国并被韩国读者慢慢熟悉和接受的条件和途径。众所周知,莫言被世人所瞩目,大多归功于张艺谋导演对他的同名小说《红高粱》的改编。该电影于1988年在柏林电影节获金熊奖后,1989年在韩国上映,并得到了很多韩国影迷的好评,这也逐渐让韩国人认识了莫言。这个良好的开端让韩国译者关注并翻译他的作品,韩国新闻媒体也开始以“电影《红高粱》的原作者”来介绍报道莫言。而自从2005年莫言为参加“首尔国际学术会议”第一次踏足韩国后,他本人也积极拉近与韩国人的关系,肯定韩国人的精神品质和历史文化,这也得到了很多韩国人的支持。第二章分为五节,阐明文化因素的翻译实践在两国文化交流等各方面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各项文化因素深深植根于特定的地域、时期和人群中,脱离了这个母体它将面临无数种可能。或丧失本身的意义,或结合接受国的情况产生新的意义,或产生无法预见的意义的转移、强化或弱化等现象。因此,译者要充分运用各种翻译策略和方法,在尽量让译文和原文保持内容和形式上的高度统一的基础上,体谅接受国读者的阅读水平和期待视野,翻译出优秀的译作。五个节共选取了莫言作品韩译本中具有突出特点的文化因素,即书名与人名,政治相关文化因素,方言相关文化因素,熟语相关文化因素的翻译状况,整理实际文本中出现的代表性例句,结合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理论进行对比、归纳、阐释说明。书名与人名好比人的眼睛,它要表现出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和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在这里译者大多采用了归化的方式,虽然在读者接受原文的内容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却使其丧失了异国文化风情。莫言小说的一大特点可谓是大量和反复出现的政治句式。中国经历了一个全民信仰和崇拜毛泽东的时代,以《毛主席语录》为例这时的“毛氏话语(文体)”是所有人所模仿的对象。这种话语(文体)在中国是一种时代的象征,但在韩国却仅仅是一种“文本”。所以在具体翻译中译者几乎是无能为力的对“文本”进行了简单的单词对单词,句子对句子的翻译方法莫言小说的又一大特点当属丰富的方言词汇的运用。方言是特定地域的文化符号,是当地的人们经过长期的生活所创造出来的一种类似于社会契约的因素。它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在对方言词汇的翻译上各个译者根据不同的语境使用了音译法、意译法、创译法等翻译方法,使得此文化因素在各个译文中产生了不同的文学美感。在熟语相关文化因素的翻译上各译者几乎都采取了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方式。笔者归纳整理了莫言韩译作品中的实际例文把各译者的翻译方法大致归为四点。第一,直译法；第二,意译法；第三,用意义对等的韩语表达方式整体替换法；第四,保留原文形式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补充说明法。第三章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分析韩国读者对中国文学作品的阅读期待。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韩国人有一个特点,1988年电影《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的获奖让韩国人认识了莫言,也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让莫言的作品在韩国得以大卖。也就是说韩国人习惯于借助西方人的视角来审视和评价中国。此外,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经历,也受到过不同的教育,由此所产生的审美观、价值观、人生观则不尽相同。在接受外国文学作品之前读者会以自己已有的眼光跟视角对作品进行预估和评价,自然就会形成各不相同的期待视野。第一节以此为基础根据各大图书网站上的读者评论整理了读者们阅读莫言作品的动机以及各位读者对莫言作品的阅读期待。众所周知,读者可分为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在网络极度发达的韩国,不管是专业读者或是普通读者都能在第一时间将自己对莫言以及莫言作品的看法提交到网络上,供他人阅读借鉴。笔者通过对韩国门户网站NAVER、 DUNM上文学评论家、小说家、大学教授等专业读者对莫言作品的评价和各大图书网站上发表的各类读者评论、个人博客等内容的整理和归纳,将莫言作品在韩国传播的可能性及受欢迎的原因进行总结。在以上的基础上可知,文学作品的翻译之所以难就难在,不同的历史生活环境中所产生的文化因素具有相当大的不对等性,这也导致了翻译中不易译、不可译情况的发生,究其根源就在于两国文化的不同和冲突。结论部分对本文进行归纳总结。通过比较分析可知莫言文学在韩国的译介及传播是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莫言文学能够得到韩国广大读者的欢迎,第一点是韩国读者对中国的好奇心；第二点是作品内容的趣味性；第三点是能够从情感上引发共鸣。而要达到以上效果却有赖于译者对两国文化的熟知,以及对文化因素的恰当翻译处理。文化翻译难就难在两国文化的不同和冲突。译者所面临的难点可以归为三点。第一,一些文化因素在中国实际存在,但在韩国却并无对应物的情况。即客观实际的不对等性。第二,同一个文化意象在中韩两国的称呼不同的情况。即意义对等但形式不同的情况。第三,同一称呼在中韩两国所指代的文化意象不同的情况。即形式对等但意义不同的情况。而对这些难点的恰当处理也让韩国读者更好的理解原文,达到了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