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将“城镇化”单独列为主要任务,突显了其重要性以及农民工市民化改革的紧迫性。目前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着户籍制度、农地制度和公共服务制度的二元分割,在这种分割现状下,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表现为量变不足、质变仍艰的困境。结合国际经验来看,各国农民城市化的过程中均出现过分割性的政策,如英国的济贫法、苏联的通行证及美国的公共住房政策等等,都给社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并最终采用了融合性的政策。再放眼中国,二元分割存在的原因是城市政府对财政负荷和城市承载力的担心,但理论和实践证明,对财政负荷的担心反而可以通过融合性的政策来解决；并且历史上各国出现城市病的元凶不是自由迁移,而是歧视性的政策。因此农民工市民化迫切得需要消除这些分割性政策,实现社会融合。短期来看,土地制度难以实现实质性改革,而户籍制度不可能立即放开,因此扩大农民工公共服务水平是解决中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关键突破口。公共服务的扩大需要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协调下完成,作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受益者,城市政府应该是农民工公共服务的核心提供者,但是为了减缓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并调动其改革的积极性,中央政府应该对城乡公共服务进行统筹,并直接对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进行补贴。公共服务的供给可以根据是否存在付费机制来加以突破。对于存在付费机制的公共服务,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如纳税、政府对个人的转移支付等)来“消费”城市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而对于不存在付费机制的公共服务,可以引入公共服务的市场机制,如对于异地高考难开放的问题,城市政府可以通过引进国外高质量的职业技术教育来作为短期内高等教育这项公共服务的替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