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我国形成大规模的流动人口,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4亿,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流动人口规模不低于2亿。大量的流动人口流入城市后,部分由于制度、家庭及个人等原因,已经成为城市贫困问题主要来源之一,对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该问题也引起了政府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流动人口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特殊群体,囿于官方统计数据的缺失,目前尚无公认且精度较高的流动人口贫困数量,但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的客观存在已是学术界的共识。以往对其贫困状况的研究案例以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或中西部区域性中心城市居多,且传统研究多侧重于单一收入指标的贫困识别方法,难以全面描述其特征及较为复杂的贫困状况。福州市作为东南沿海重要省会城市,2016年流入人口高达122.74万人,但关于其贫困状况的研究鲜见于报道。鉴于此,本文以福州市为例,结合多维贫困理论、可持续生计理论、社会排斥理论等,首先定性分析流动人口多维生计资本现状;其次,构建流动人口多维贫困指标体系,从多维贫困视角识别流动人口的贫困状况,通过问卷调查,采用AF多维贫困测度法定量测算其多维贫困水平。基于此,结合其产生的历史原因与现实背景,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别从宏观制度政策和微观家庭个人方面剖析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流动人口生计呈现多维脆弱性的特征,表现为物质资本薄弱、人力资本不足、社会资本相对匮乏、金融资本虚化、心理资本贫困化等。(2)流动人口多维贫困状况普遍存在,极端多维贫困状况严峻。首先,从单维贫困发生率看,各维度贫困发生率普遍偏高,说明以往基于收入或消费的传统单维贫困识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通过多维贫困的视角识别贫困更能全面反映其真实贫困的状况。其次,从多维贫困发生率看,多维贫困普遍存在,极端多维贫困状况也客观存在。最后,通过对多维贫困指数的分解状况来看,就二级指标而言,在中低维度,政府帮扶、邻里交往频率、住房面积等对于多维贫困始终保持较高的贡献率,表明流动人口在这个三个方面的贫困状况更为严重,这是多维贫困的短板内容,可能也是解决多维贫困的关键所在;收入、家庭内部和谐程度、自我效能的贡献率较低,说明这三者不是决定流动人口多维贫困主要因素;生计资本一级维度指标分解结果表明,社会资本的贡献率排在首位,排在最末位的是金融资本,说明在社会资本的剥夺最为严重,金融资本的贡献率最低,城市反贫困应该注重社会资本的提升。(3)宏观政策制度与微观家庭个人因素均对流动人口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制度政策与家庭个人两组自变量与多维贫困发生率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首先,宏观制度政策对多维贫困产生显著的影响,户籍类型、户籍地属性、流入地有无医疗保险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意义。其次,受访者家庭个人因素对其多维贫困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婚姻、政治面貌、家中上学成员数量在多维贫困的影响均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多维贫困监测预警机制等政策建议。综上,流动人口多维贫困的现象普遍存在,且宏观制度政策、微观家庭个人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其多维贫困水平。本研究丰富了流动人口多维贫困的实证案例,拓宽了多维贫困指标构建视角,可以为流动人口城市反贫困政策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