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环境下，农民根据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决定农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由此涌现出了合作社、公司加农户等多种形式的农民组织。这些组织一定程度上帮助农户实现了家庭增产增收的目标，但效果各有差异。那么如何解释这种相似又不相同的结果？本文尝试从组织资本理论视角对以上问题做出假设性回答：农民的组织化是将分散农户聚在一起，形成特定形式的组织，并利用组织所特有的资本——组织资本——创造超额价值的过程。为了检验该假说，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以组织资本量化衡量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高低，并以宏观统计资料和实地调研数据对组织资本促进农户家庭增产、增收的路径与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本文以设施西红柿为例，利用2001-2012年全国19个城市的宏观面板数据，在C-D生产函数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以间接费用为组织资本代理变量，结合路径分析法，检验了组织资本对设施蔬菜产量的影响效应。其次，利用实地调研数据，检验了组织资本对农业收入的影响。最后，得出本文的几点主要结论：第一，组织资本是农民组织化概念的经济学同义语。组织资本依附于组织，并通过与其他投入要素的共同作用创造出超额的经济利益。正是因为这种属性，组织资本能够解释组织边界和企业的性质问题。农民组织化也是为了通过将分散的农户凝聚在一起，形成组织，发挥协同与集群效应，节约交易成本，提高效率，从而提高农户的市场竞争力。二者有共同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从资本投资的角度，农民组织化就是对组织资本的投资。第二，组织资本投资对设施蔬菜增产有显著影响。在控制气候条件（主要是光照）之后，组织资本对西红柿产量年均增长的贡献达到1.93%。这是通过三条路径实现的：一是作为直接投入要素影响产出结果，在该路径上的影响载荷为0.076；二是以技术为中介变量，间接地对产量产生作用，间接效应为0.042；三是组织资本通过对物质投入和劳动投入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并消弱光照等不利气候对产量的负面影响。三条影响路径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影响最大的途径是第三条，这也说明组织资本作为隐性的知识，主要通过提高物质投入和劳动等要素的效率对产出产生影响。第三，组织资本对农户增收效果显著且稳健，农地经营规模是限制农民农业增收的核心要素。当考虑农户劳动力的异质性以及土地市场化等条件，组织资本对农户收入具有较强的正向影响，组织资本弹性系数达到0.366，土地的收入弹性为0.357，人力资本因素的弹性为负值，加入家庭控制变量和社会控制变量后，土地、组织资本要素的影响依然稳健。该项结论证实农民组织化对农业收入的影响大于对产量的影响，但组织化的成果对收入影响富有弹性；人力资本弹性系数显著为负值，说明目前条件下，相对于有限的土地规模，人力资本在农业生产中的投入已经达到饱和状态。组织资本促进农户增收的关系受到村级控制变量的显著影响，行政村经济水平与农户农业收入负相关，而行政村人口规模与农业收入呈现正相关，进一步说明农地经营规模是限制农户增收的关键因素，加快农地市场化流转，促进专业农户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是农民增收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组织资本投资效益最大化的基础。全文最后，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提出了提高农民组织化的研究启示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