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规制权来源于一国宪法或行政法,是经济主权原则在国际投资法的具化。然而,投资实践中东道国政府常常陷入“监管寒栗”的困境,规制权长期遭到忽视和侵蚀。面对国际投资法的“合法性危机”,许多国家开始重启对规制权的重视和保护,晚近投资实践中的东道国规制权呈现不同形式的复兴,规制权也成为国际投资法制和政策革新的关键。究其原因,不仅是国际投资法律系统动态发展的结果,也受到了国际投资力量多级化和投资理念公益化的影响。晚近最具代表性的实践为美国、欧盟对新型投资协定及投资章节的谈判或签署,包括:美国2012年BIT范本、TPP投资章节、CETA及TTIP投资章节草案。其中的实体规则中对规制权给予了不同程度地认可,不仅形成了明确的规制权条款,还在待遇条款、间接征收条款、例外条款中予以关照。而程序规则通过ISDS的克制适用;增强程序透明度;设立应对滥诉和无效诉讼的特殊程序;探索ISDS上诉机制的实践措施,以限制该机制对东道国规制权的不当干涉。这些制度构成对东道国规制权的重要发展,并提供了投资协定对东道国规制权的总体安排,很有借鉴意义。受国际投资理论的影响,东道国规制权整体表现出“嵌入式自由主义”特征,并随着可持续发展的深入不断扩展其公共利益范围。规制权朝高标准的平衡机制方向发展,不仅维护东道国的管制自由,还致力于促进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现阶段的中国同时扮演引资和投资大国的双重角色,但国内法治水平不高。为促进东道国规制权的健康发展,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投资治理,抓住中美、中欧BIT谈判的历史机遇,有效配合国内投资法律的深入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