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主题是近代漠南蒙汉“移民音乐”的形成过程及其特质与归属。近代国家内忧外患,天灾人祸,黄河中下游亦泛滥不断,大量灾民北徙至漠南,造成“黄河农耕文化”与漠南游牧文化的撞击,本论题中的“移民音乐”涉及这种撞击生成的新音乐品类：漫瀚调、二人台、胡仁·乌力格尔。“移民音乐”在移民社会的二元文化中孕育、产生,又在二元文化的互动中变迁。近代漠南的移民大都是破产农民、手工业者,清初政府在上层实行“满蒙联姻”的政治同盟,在下则实行“蒙汉分治”的政策,在这一背景下,北迁的汉民最初是以流民身份“春去秋回”在漠南进行农耕,当达到一定规模清廷在邻近地区设置了相关的机构对流民进行临时管制。当越来越多的民人就地落户成为移民,蒙汉之间的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加上清中后期的内忧外患,清政府最终实行了“移民实边”政策吸引了大量移民,同时建立了正式的行政机构,移民就地落户入编。在这一系列政策主导下,漠南移民融入蒙古社会的过程大概经历了经济融入、文化融入和政治融入,这一进程深深影响了移民音乐的产生和发展,而移民音乐的状况也充分反映了这一过程。本文在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参照“移民社会”的进程,以“移民音乐”的视角对其进行了“前移民音乐时期”、“移民音乐时期”和“后移民音乐时期”的历史划分,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提出一些见解,如“胡仁·乌力格尔”研究范式的不妥,“移民音乐意义”上的二人台、移民音乐的地域性和“文化反哺现象”等。移民的分布直接决定了移民音乐的分布。东、西部移民社会文化的不同也造就了不同类型的移民音乐,如移民间接参与的胡仁·乌力格尔和移民直接参与的漫瀚调、二人台。胡仁·乌力格尔在题材、演绎形式、曲调方面的蒙汉因素,漫瀚调对原民歌的改造,蒙古族元素对二人台形成发展的支持等,都是笔者在综合音乐本体的变化和相关联因素的基础上做的尝试性解释。针对本文的研究对象“移民音乐”,笔者提出“文化撞击生成理论”,这是整合了西方移民理论“文化多元论”、“文化生成论”、“撞击一体化”等而做的一次理论探索,它特指短期内两大异文化的撞击生发出的文化现象,以及一系列后续反映。“移民音乐”文化源头上的二源性直接导致生成过程中的二元性,这种娘胎里带的特质导致“移民音乐”在“属-种-音乐本体”层面的对立统一。下文就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中对上述现象一一给予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