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李长之围绕着“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命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论述，本文将之命名为“文艺复兴论”，而《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乃是体现这一思想的核心文本。本文试图分析李长之“文艺复兴论”与德国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揭示李长之如何将之运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由此为理解李长之抗战时期的文艺思想提供新的角度。
　　论文第一部分梳理李长之抗战时期围绕“文艺复兴论”这一命题展开的著述情况。在其独特的使用语境中，“文艺复兴”并非通常意义上作为中世纪之结束和近代开端的思想运动，而是用以指称近代西方通过对希腊文化进行“再生”的同时所创造的“人本主义”思潮，涵括了从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浪漫主义运动在内的近代欧洲文明进程，正是依照这一标准，李长之得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并非“文艺复兴”而仅仅是启蒙运动的判断。本文第二部分将说明这种独特的“文艺复兴”观的理论根基是李长之所推崇的“德国古典精神”，其核心乃是德国古典美学，而目标则是情感与理智相统一的“完人”理想。本文最后探究李长之的传统文化阐释与“文艺复兴论”之间的关系。正是以“德国古典精神”为参照，李长之重新对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对作为其精髓的“孔孟儒学”进行了阐释，孔子被推崇为“古典精神”的顶峰，而孟子和屈原则被认为是“浪漫精神”之代表。
　　从“文艺复兴论”所提供的视野来看，抗战时期李长之的文化理想体现着对待不同文化的包容、开放的姿态，既强调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彻底深入地理解，又强调文化主体的创造性发挥。就此而言，“文艺复兴论”本质上乃是一种文化政治想象，其力图通过审美教育来塑造理智与情感相结合的“完人”理想，因而具有相当浓重的审美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