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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经学与科举的密切联系,促进了明代举业经学的迅速发展。举业经学既受八股时文的影响,又反映出明代经学的发展趋势。明末,八股时文衰颓,经学研究“空疏”。一些有识之士试图变革现状,他们通过文社选文变革时文,亦通过八股文这个杠杆去撬动明末经学“空疏”之风。本文拟通过对陈际泰《诗经》学的个案研究,提供在八股科举影响下明代举业经学的个案形态。第一章首先介绍陈际泰的生平。陈际泰是明末的八股文大家,他大半生都在科场奔走,又长期参与文社选文。正是这种特殊的科举和时文背景,使其以举业经学的进路研《诗》。其次概述《诗经读》的成书体例。《诗经读》是由陈际泰的心得、笔记辑成,集中体现了陈际泰的《诗经》学观点。该书不录《诗经》原文,且由4篇“总论”和131篇分述组成;无考据,并基本不涉及训诂。第二章主要根据《诗经读》4篇“总论”,梳理陈际泰的《诗经》学内容。首先陈际泰以经学的视角,对《诗经》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其一,他赞成“删诗说”,认为“诗三百”是孔子删去十分之九的《风》诗的结果。其二,他认识到《雅》《颂》本质上也是《风》诗。且“六经皆史”,《诗经》也是明道的史。其三,他在继承中创新了前人“风雅正变”的观点。他以“遵本王道”与否划分《国风》正变,认为“二南”、《豳风》为“正风”其余为“变风”;又以“美刺”为标准区别“二雅正变”,在郑、朱观点的基础上,将《小雅》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诗调入“正雅”。他还引入朱子“变而可正”之说,为《诗经》诗歌性质与所处位置的矛盾提供合理的解释。其次,对于《国风》诗歌,他兼采《诗序》和朱子之说,认为《国风》是统治者行“风教”化“风气”的诗歌,其本质在“蔽周”。在《国风》诗歌来源的问题上,他主张太史“采诗”说。他还认为“二南”存在化王室和化诸侯的分工,并致力于补充“文王之化”说。在语言上,他认为变风多“悲伤语”,借此生发“诗言志,歌咏言”的诗旨传统。在《风》诗编排上,他关注鲁国无《风》诗,也重视“四始”之说,并指出《国风》是—个“正——变——正”的循环体。再次,对于“二雅”诗歌,陈际泰主张“二雅”都是天子的诗,并侧重以诗歌内容划分大、小雅。他认为于情于礼二者的顺序都应该是先《小雅》后《大雅》。在分析《小雅》时,他着力于关注“雅变”和确定诗歌年代,在诠释《大雅》时亦关注“雅变”,另外他还引入“升降”之说,其目的在于弥合《风》《雅》诗歌所在位置与其理论的矛盾。最后,对于《三颂》诗歌,陈际泰亦强调其祭祀内容,由此主张《风》《雅》《颂》递进而尊。他认为《周颂》“纯”且合于“叶韵说”,而《鲁颂》“不敢纯擬周”。谈及《商颂》认为其“时代居于周之前”,该观点与《国风总论》“《诗》断自周”相抵牾。第三章从科举的视域来看,陈际泰《诗经》学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以时文法研《诗》”。首先,简述明代八股文史。八股取士始于洪武朝。明代科举中的八股文有一套程式,在“尊本”上,自永乐帝颁布《五经四书大全》后,举子作文只能阐发程朱理学的传注;在格式上题前部分及正文“八股”部分必须齐全。但并非明代所有时期的八股文都遵从“八股”程式。随着,八股文由盛而变,由变而衰颓。“八股”程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抛弃,有感于此,陈际泰等明末有识之士,重新喊出“以古文为时文”的口号,试图变革八股文。其次,分析陈际泰“以时文法”的研《诗》特色。其一,为迎合《诗经》义考试实际,陈际泰在《诗经读》体例上设置了四篇“总论”,又根据考点与否编排单述、合述、省略篇目。其二,陈际泰还将“以古文为时文”的理论运用到研《诗》当中。一方面,他继承了正、嘉年间“以古文为时文”运动中融贯经史的做法,以此来充实八股文内容。另一方面,他也与正、嘉年间的“以古文为时文”存在不同。主要表现有二:(一)陈际泰不仅“尊本朱说”,而且兼采古注及抒发己见;(二)其作文多不遵从“八股”程式,主张时文若已说尽题意,不作“八股”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