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把握目前中国城市居民慈善捐款行为基本状况和主要特点,探讨影响慈善捐款行为的主要因素,并对中国城市居民的慈善捐款行为作出理论解释,从而为慈善组织和相关机构针对各类人群制定慈善捐赠激励、动员策略提供借鉴。笔者运用文献法、问卷调查法以及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如描述统计、均值比较、独立样本T检验、Kruskal-Wallis H检验、回归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等)等研究方法展开研究。本研究以计划行为理论和利他主义理论为指导,将两个理论联合起来分析中国城市居民慈善捐款行为影响因素问题。首先,笔者修正了计划行为理论,只借鉴其态度、主观规范、行为意向和行为等变量,并据此定义了慈善捐款态度、慈善捐款主观规范和慈善捐款行为三个潜变量；然后,引入利他主义理论,用“利他主义倾向”来代替计划行为理论中的“行为意向”变量,从而构建了城市居民捐款行为的“利他-计划行为模型”。为更全面地考察慈善捐款行为的影响因素,在上述理论模型基础上,笔者又进一步将慈善信任、慈善价值观、人情随礼态度、政策措施等概念操作化,编制了《城市居民慈善捐款行为影响因素调查问卷》,对中国辽宁省、江苏省和四川省等3个省份共9个城市的1062名受访者展开调查。正式调查问卷除了包括慈善捐款态度、慈善捐款主观规范、利他主义倾向、捐款行为等变量外,还包括慈善信任、慈善价值观、人情随礼态度、政策措施等变量。笔者采用从简单到复杂,逐步推进的研究策略,先后提出了9项研究假设,即假设1：捐款态度正向影响捐款行为；假设2：捐款主观规范正向影响捐款行为；假设3：利他主义倾向正向影响捐款行为；假设4：慈善价值观正向影响捐款行为；假设5：人情随礼态度负向影响捐款行为；假设6：慈善信任正向影响捐款行为；假设7：政策措施正向影响捐款行为；假设8：政策措施正向影响居民的慈善信任；假设9：居民的慈善价值观正向影响其捐款态度。基于上述假设,笔者构建了6个理论模型,采用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对研究假设和模型进行验证,所有假设都得到了数据支持。本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果：首先,关于居民在过去一年中的慈善捐款行为状况方面,研究发现：受访者在过去一年中向陌生人捐款和向慈善组织的捐款额分别为211.43元和150.18元。68.93%的受访者在过去一年中的慈善捐款额不足年收入的1.000%,这其中还包括12.84%的受访者在过去一年中未做过慈善捐款。当详细比较不同月收入群体的慈善捐款行为时发现：除“1001元-2000元”收入群体外,从“1000元以下”到“5001元以上”收入群体的年平均慈善捐款额呈逐渐增多趋势；但若比较不同收入群体的“捐款收入比”,则发现：收入越多的人越“吝啬”,“捐款收入比”越低。其次,通过比较6个模型的拟合指标发现,复杂模型拟合更好。也就是说,按照上述9项假设构建的模型6是最优模型；同时,模型影响系数比较表明,模型6更能揭示不同影响因素对慈善捐款行为的效应。再次,研究发现：若仅比较各因素对慈善捐款行为的直接影响效应,则对慈善捐款行为存在正向直接影响的因素从大到小依次是利他主义倾向、慈善信任和政策措施,而对其具有负向直接影响的因素依次是人情随礼态度和慈善价值观；但若比较各因素对慈善捐款行为的总效应,则对慈善捐款行为存在正向影响的因素从大到小依次是利他主义倾向、慈善捐款态度、政策措施、慈善信任、慈善捐款主观规范和慈善价值观,对慈善捐款行为存在负向影响的因素仅为人情随礼态度。本研究还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的慈善捐款行为具有5个主要特点：第一,城市居民捐款额少且未形成日常习惯；第二,居民慈善捐款认知仍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阶段；第三,不同年龄、不同婚姻状况、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收入、不同职业及不同政治面貌群体的慈善捐款行为差异显著；第四,居民慈善捐款行为的纯粹利他主义倾向最强；第五,居民慈善捐款行为受人情随礼态度影响较大。最后,依据数据分析结果,笔者提出了激励城市居民慈善捐款行为的若干策略：第一,加强慈善宣传。既要提高媒体慈善宣传的针对性,又要拓宽慈善宣传渠道,同时,加强慈善认知教育以强化居民慈善意识,塑造现代慈善价值观。第二,推行灵活多样的慈善捐款动员方式。一方面,应充分发挥单位、社区的动员功能；另一方面应因人制宜地实施捐款动员。第三,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双管齐下”,既要完善以税收优惠为主的慈善捐款物质激励机制,又要重视精神激励。第四,提高居民慈善信任度。要强化慈善捐款的信息反馈等措施,加强慈善制度建设,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第五,建立慈善监督长效机制。应综合运用多种监督形式,针对善款使用中的违规行为建立严格的监控机制。第六,利用中国传统人情随礼文化来诱发慈善行为。既采取各种措施弱化人情文化的消极影响,也要适时、择机利用人情随礼习俗开展慈善募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