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澳大利亚一直积极寻求参与到东南亚事务之中。相较于世界上其他地区,作为“近北”的东南亚一直是澳大利亚安全政策关注的重点。在过去的七十多年间,澳大利亚不断地调整东南亚地区安全政策,使之更好地满足于澳大利亚在该地区的安全诉求。本文认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东南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安全制度的创立与发展对澳大利亚的东南亚地区安全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由于东南亚地区充满了大国对峙、民族冲突与内部纠纷致使地区安全环境长期动荡不安。在没有一个有效的地区安全制度来管控地区间国家关系时,结合地区安全形势,澳大利亚认为这样的东南亚对澳国家生存与发展具有极大的威胁。面对“威胁”,澳大利亚从自身安全利益出发,制定了依靠大国力量和地区集体安全组织的“防御政策”。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苏冷战逐渐趋于缓和,东南亚各国之间的争端减弱并建立了地区合作组织以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地区安全制度的初建,促使地区安全形势发生变化。有鉴于此,澳大利亚重新对东南亚地区做出安全认知判断,认为东南亚是澳国家安全的风险,并以“地区接触政策”来替代原有应对威胁的“防御政策”,更多地强调澳大利亚在地区安全中的自我依赖和发展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接触来化解安全风险。冷战之后,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意识形态对立不再,特别是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制度和跨地区安全合作平台的建立,为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奠定了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南亚国家经济社会飞速发展,澳大利亚与东南亚在安全方面的利益交汇点逐渐增多,为应对冷战后新的国际安全形势给他们带来的安全问题,澳大利亚将东南亚视作为安全伙伴,并大力发展和深化同东南亚之间的双边与多边合作以共同保障东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随着澳大利亚与东南亚安全互动的增加,澳大利亚逐渐认同和融入到东南亚地区安全制度之中,在澳看来其国家安全同周边地区安全密不可分,唯有同地区各国共建一个基于规则的地区安全新秩序才能保障东南亚地区的长治久安。通过制度化合作的发展,澳大利亚已开始将东南亚视作是“共同体”一员,并希望同东南亚地区各国形成“安全共同体”以实现澳在“印太”战略中的安全目标。总之,二战后东南亚地区安全制度的变化发展影响着澳大利亚对东南亚地区的认知判断,而这种判断与认识最终促使其调整了东南亚地区的安全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