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诞生后,纪传体逐渐成为历代编写正史的主要体裁。但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修史书比较发达,出现了大量编年体著作,所以研究者认为这一时期的编年体也有所发展。而唐代正式确立了设馆修史的制度,此后的官修正史、国史都是纪传体史书,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唐代是编年体衰落的时期,直至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的产生,才使编年体体裁重振雄风。那么,《资治通鉴》产生前的唐代编年体史书发展状况如何?是否处于少有问津的衰落地位呢?最近二十多年来,已经有学者如瞿林东先生、谢保成先生等对唐代编年体史书作过一些研究,并把“编年体史书的新发展”作为晚唐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在此基础上,全面梳理唐代的编年体史书书目和类别,并与先唐的编年体史书进行量化的对比,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即编年体史书在整个唐代都处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唐代编年体史书发展的多方面原因,认为设馆修史、通史之风、《春秋》学之兴起、正统观等都从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唐代编年体史书的发展。本文以《资治通鉴考异》中多有征引的《唐统纪》为例,希望通过对此书价值的考察,使我们对唐代编年体史书的价值能够有更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