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央研究院建立,各学术机关成立,中国科学体制真正形成,许多学科领域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现代科学的振兴点燃了一代知识分子向民众传播科学的热情,期刊作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自然承担起传播科学的责任。《科学世界》《科学时报》《科学生活》等专业类刊物在当时创刊,一些综合性报刊如《东方杂志》《申报》《大公报》也开辟了科学专栏,“传播科学”成为当时期刊界的共同追求。《生活》周刊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崛起于上海的“新媒体”,作为一份创办于五四新文化时期后的刊物,它在传播先进思想的同时,也刊登了许多有关科学的消息和评论,并试图通过传播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改良民众的日常生活。本文将《生活》周刊的发刊内容置于中国近代科学和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之下,从科学传播视角,采用文献检索法、内容分析法、个案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将其科学传播历程作为个案,分析其科学传播的主体、内容、效果和特点;在探讨《生活》周刊科学传播活动内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揭示《生活》周刊的科学传播理念以及与新文化运动“科学”旗帜的关系。本文拟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生活》周刊为何进行科学传播;二、《生活》周刊传播了哪些科学内容,为读者描摹怎样的“科学生活”图景,有什么传播特点;三、《生活》周刊的科学传播与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传播有什么关联,是否可以藉此描摹出新文化运动后科学传播演变和发展的一条脉络。初步研究发现《生活》周刊科学传播内容丰富,既包括科学人物、科学进展,也包括科学精神,同时注重传播的实用性和通俗性。《生活》周刊科学传播活动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科学传播的实践方式和基本理念。《生活》周刊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大众媒介的典型代表,也是今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及其旗下《三联生活周刊》等刊物追溯近百年的根系所在。由此,研究《生活》周刊的科学传播实践就具有了一定的媒介考古学价值:从追溯《生活》周刊对科学生活的塑造中,为我国今天媒介的科学传播建立一种谱系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