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我国经济的腾飞，涉外避税问题在我国日趋严重。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上，我国的反避税都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提高。本文主要探讨我国涉外避税的法律规制问题，全文共分三章。论文第一章主要论述了避税与涉外避税的基本概念及我国涉外避税的成因。目前，学术界对避税概念的理解并不一致，本文在综合分析学术界对避税的不同解释的基础上，通过对避税与逃税、节税等概念的对比，得出以下结论，避税是指纳税人利用税法漏洞或不明确之处、国与国之间的税制差异以及国际税收关系的不协调，通过合法手段达到减少纳税义务的行为。避税行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避税既包括纳税人利用税法漏洞或不明确之处，减少纳税义务，也包括其节税行为，而狭义上的避税仅指前者。避税主体包括企业、其它经济组织、自然人等全部纳税人，避税的对象包括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等纳税人按照税法规定应缴纳的全部税种，反避税是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等税法原则对纳税人的一种征税行为。涉外避税是外国投资者或自然人在东道国采取的避税行为以及某国纳税人涉及两国或两国以上税收主权的避税行为。在我国，涉外避税的手段不仅包括国际上跨国纳税人常用的转让定价、资本弱化、滥用税收协定等手段，也采取利用我国税法漏洞如推迟获利年度、避免成为常设机构等手段避税，并有逆向避税的特点。由于在避税主体中，造成我国税收流失最严重的是三资企业，本文主要探讨的是三资企业避税与反避税，但在论述中也涉及到其它避税主体。我国三资企业避税的成因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原因是纳税人受利润最大化的驱使，通过避税获取超常利益。客观原因是税收法律本身的漏洞、国与国之<WP=57>间的税制差异以及国际税收关系的不协调等现象的存在。论文第二章对涉外避税的行为模式进行了具体分析，介绍了转让定价、资本弱化、滥用税收协定、避税港避税等国际上通行的避税方法。利用转让定价避税是指公司集团内部机构之间或关联企业之间相互提供产品、劳务或财产而进行的内部交易作价，由于其定价方法有很大的随意性，从而利用不同国家和地区税制的差异来安排转让价格，减少应纳税额，达到全球利润最大化的目的。资本弱化是指企业投资者投资于企业的资本中，降低股本的比重，提高贷款额度，由于纳税人发生的贷款利息是可以在缴纳所得税前扣除的，而股息则不允许，因而，采用上述方法，可以增大利息扣除，降低应纳税所得额。滥用税收协定指在两国没有签订税收协定或税收协定对纳税人不利的情况下，利用第三国与对方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来享受协定所规定的优惠，减少税收的行为。滥用税收协定的手段多种多样，从国际所得税法的实践看，主要有直接导通法、间接借助法、设置外国低股权的控股公司等三类。避税港避税是在避税港设立受控公司，采用转让定价等方法，利用普遍存在的推迟课税制度，享受避税港提供的普遍税收优惠，减少应纳税款。同时，本文还介绍了涉外避税在我国特有的几种的避税方法，一是利用我国实行的“两免三减”的税收优惠政策，采用分设新企业或转移利润的方法，推迟获利年度，延长减免税优惠期限。二是在转让专有技术时，将技术转让价款隐藏在设备价款中，逃避预提所得税。三是在承包工程作业中，利用税收协定中对构成常设机构时间的规定，将承包工程化整为零，避免成为常设机构，逃避税收。论文第三章论述了涉外避税的法律对策，这也是论文的重点。作者运用比较分析等方法，在分析借鉴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反避税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剖析我国目前反避税立<WP=58>法的不足，提出了完善我国反避税立法的想法。在转让定价税制方面，一是要坚持独立成交原则，但不能排除总利润原则的个别适用，否则，通过功能分析对避税企业的利润分割将失去依托。二是在转让定价的调整方法上要借鉴美国经验，引入最优法原则，强调可比非受控价格法的第一适用顺序，尽量缩小再销售价格法和成本加成法的适用范围，减少其它方法的适用。三是严格纳税人的报告制度和举证义务，对拒不提供有关资料的纳税人的处罚以取得资料为最终目的。四是尽快引入预约定价税制，制定具体可行的操作办法。在资本弱化方面，应引进安全港模式，限定债务/股本比率为3︰1，对可提供证明说明其行业惯例或公平合理的特殊行业可适当放宽，并限定借贷资金的范围，对超过安全港界限的利息不能作为费用扣除，但也不视为公司股息或利润的分配。在滥用税收协定方面，在谈签税收协定中，应注意增加反税收协定滥用条款，并制定操作性强的具体的办法，确保透视法和征税法的正确运用。在避税港避税方面，应采用原则性规定和正列举相结合的方法，明确避税港的范围，建立资本流出的报告制度，并引入受控外国公司税制，对受控外国公司取得的收入，按照会计制度中权益法核算的规定，确认收入实现的时间。在滥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取消外商投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改主体型税收优惠为产业型和区域型税收优惠。在国际税务协作方面，应在谈签税收协定中，增加情报交换专项协定，完善企业的调查机制，简化情报交换手续，以确保及时获取各种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