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CHARLS2015数据建立了个人层面、家庭层面、社会层面三个层面的变量,利用计量方法分析了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同时基于问卷,也对农业劳动、受雇劳动、非农自雇及为家庭经营帮工劳动(以下简称非农自雇劳动)三种类型劳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描述性分析发现,70岁左右是老年人劳动参与迅速下降的一个重要节点。分劳动类型来看,老年人的农业劳动参与较多,受雇劳动、非农自雇劳动参与相对较少。分群体来看,基于年龄段、性别、城乡特征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存在较大差距。实证分析发现,个人层面中多个变量仍是影响老年人劳动参与的重要因素,但是基于劳动类型的不同影响存在差异。年龄、性别、城乡居住地类型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具有一致性。婚姻状况对不同类型劳动参与存在相反影响的倾向,在总体劳动和农业劳动中有配偶的老年人倾向于增加劳动参与,而对于受雇劳动、非农自雇劳动具有负向影响的倾向。而受教育程度对总体劳动、农业劳动存在具有“门槛”式(是否完成正规学校教育)的显著负向影响,而对受雇劳动、非农自雇劳动不存在显著的影响。主观健康指标对受雇劳动、非农自雇劳动的削减作用更为显著,而对总体劳动、农业劳动的负向影响并不明显。客观健康指标中,致命性较高的两类慢性病整体显著的削减了老年人的各类劳动参与,但致命性程度较低的慢性病对总体劳动、农业劳动、非农自雇劳动产生了显著增加劳动参与的收入效应,对受雇劳动依旧呈现为显著削减的作用。虽然BMI指数过低不是影响老年人劳动参与的显著因素,但需要关注BMI指数过高对老年人各类劳动参与较为强烈的削减作用。家庭层面的多个因素对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整体微弱,但是是造成不同类型劳动参与、不同群体老年人劳动参与产生差异的重要原因。自下而上的代际经济支持没有起到已有研究中保障老年人减少劳动参与的支持作用,但自上而下的代际支持在不同类型劳动参与中起到了显著的增加劳动参与的促进作用。家庭成员方面,对于受雇劳动、非农自雇劳动,家庭共同居住人数不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家庭共同居住人数显著减少了老年人的总体劳动与农业劳动的劳动参与。子女方面,虽然子女数对于总体劳动、农业劳动、受雇劳动不是显著的影响因素,但当儿子数量达到很大(3人及以上)时,老年人的总体劳动、农业劳动显著增加,这种情况不存在于受雇劳动中。而对于非农自雇这一类劳动,子女的影响转变为减少劳动参与。家务劳动一方面对老年人的总体劳动、农业劳动、非农自雇劳动不具有显著的影响,另一方面却显著地减少了老年人的受雇劳动。社会层面上,仅在非农自雇劳动中养老保险体现出了显著减少劳动参与的保障效应,而在总体劳动、农业劳动、受雇劳动中,参与了养老保险反而显著增加了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照应了已有部分研究提出的养老金额度问题。而医疗保险则基于覆盖范围极广对老年人劳动参与不具有显著的影响,其健康效应未能在本文中得到验证。分群体实证分析发现,不同年龄段老年人劳动参与较大差异的可能原因是BMI指数、子女因素;不同性别老年人劳动参与较大差异的可能原因是主客观健康因素、子女因素;不同城乡居住地类型老年人劳动参与较大差异的可能原因是婚姻状况、致命性程度较低的慢性病、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家务劳动、医疗保险等因素。更深入的探索还需要更加完善的数据和研究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