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冠疫情的肆虐、生态危机的频发迭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与资本主义生态帝国主义战略的实施,以及等等错综复杂的力量对峙与文明冲突,一方面凸显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对助力现代性发展与人类性文明贡献出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一方面力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要努力加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研究,“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和命运,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势的理解”的科学性与紧迫性。本文以英国著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佩珀为研究对象,以《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为文本依据,以反思国内理论界对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为思想前提,以该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意蕴的挖掘、对生态中心主义的批判、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建构为思想基础,努力完成与实现两个目的:一是通过对佩珀著作的深度耕厘,结合其思想的各种表达,为其思想搭建与之相符合的思想理论框架、澄明其理论蕴涵、彰明其理论方法、揭示其思想特质、展现其实践进路、反思其理论得失;二是在深入理解生态中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思想概念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和方法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性解读,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光辉的现代性效应呈显出来,以助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对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进行历史性梳理与思想性把握构成研究的前提与基础。这一历史脉络肇端于20世纪80年代,历经90年代的成熟发展,在21世纪以后走向深化。它通过对生态危机全球性扩张的时间绵延分析、对作为典型社会危机的生态危机的空间侵占批判、对生态运动发展及其红绿转向的实践检视,援引社会生态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人类中心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资源,逐渐明晰了生态社会主义应当吸收的理论营养,坚定秉持的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基调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向引领。通过对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把捏而努力挖掘其思想的理论逻辑,有助于我们更加合理准确地理解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蕴涵、主要论题与理论方法。佩珀尝试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意蕴的开掘、对生态中心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深度辨识和有力揭批,以及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建构,构筑起其思想的主要理论意涵。在这一理论建构过程中,对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使其逐渐确立了四个主要论题,即生态社会主义研究需要展开对无政府主义和技术中心主义的政治哲学批判,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深入阐发,需要坚持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相结合的有效方案,以实现从社会正义到生态正义的价值路向。对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蕴涵的揭示使其理论特质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佩珀作为典型的生态学者,既呈现出与其他生态中心主义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同,又展示出自身与众不同的异,并将这些继承与创新彰显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解与资源撷取的不同之中,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弱”化改造与发展之中,以及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别样理解与独特建构之中。可以说,独到的理论特质使佩珀成为不同于欧洲大陆与北美风格的典型英国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代表。佩珀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建构有其独特之处,这种独特既在于他选择性的批判吸收了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资源,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做了新的解释与运用,更在于他的实践方案努力完成三重变革与转换,即佩珀试图通过从乌托邦式理论到生态现实主义的阶级创建、从“激进变革”到“社会变革”的快速转换、从“红绿对峙”到“红绿联盟”的有效跨越,来完成生态社会主义的逐步推进。这些实践方案是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出发形成的新的判断,是从变化了的生态危机中找寻出路的积极尝试与探索实践。总体来看,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正朝着更加成熟、更加深化的方向发展。他的思想既有显著的理论创新,也有值得引人深思的缺陷不足。佩珀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思考展示出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新观点,超越了生态中心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本质与乌托邦理论倾向,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视域,但也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折中主义的误读与运用,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偏激武断的认识,以及对生态问题的过度重视而忽视对经济生产等问题的分析。这些理论不足又暗地里挫败了其实践方案的力度与可操作性,这就难免滑向乌托邦的理论困局。所以,认真检视与合理反思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对生态危机的现代性批判,既有助于我们参照其生态批评的理论资源,又有益于我们坚定阐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超越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