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经过几番磨难，终于深刻地体会到新式教育的重要。教育行政者有感于教育的落后，故而从清末的“预备立宪”开始，到辛亥以后的“五族共和”，以及北伐后的“定都南京”，都将“教育普及”作为矢志不渝的追求。只是中央政府愿虽宏，力却薄，且贫困至极，又不可能走“先富后教”的道路，只好借助民间的力量，但是千余年来民众未曾有过团体生活的训练，不能全部交由民间，故而只能走官倡民助的“第三条道路”。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建立新式学堂，树立现代学制，没有丝毫的经验能够传承，也不能依靠一两位学者的个人见解，故而需要众人商议，群策群力，这就使得中国的教育研究，从最初就不是学者的业务，而是众人的事务，这就产生了中国式的教育会，与西方的不一样，这是当时教育研究组织的第一类。随着新式学校的逐渐发展，教育上出现了一些急需要解决、但是行政机关一时无力解决的问题，如职业教育问题、儿童教育问题、民众教育问题等，故而出现了指向于各种问题的各式教育社，它们是当时教育研究组织的第二类。到了一定的阶段，教育学术落后的问题开始突显出来，并且成为教育继续发展的障碍，故而又出现了新一类的教育研究组织，即教育学会。　　 从地方型的教育会，到事业型的教育社，再到学术型的教育学会，由此构成了民国时期教育研究组织的基本形态。它们是“第三条道路”的主要力量，三者随着新式教育发展逐渐出现：民国前期(辛亥革命后至北伐战争前)，立足于地方的教育会，因中央及省级教育行政的萎缩，而联合组成全国性的教育会联合会，并和后起的教育社密切联系，在军阀混战的空隙中，直接指导了20年代的教育改革，实为本国民间教育研究运动的一个高峰。民国后期(北伐战争后至解放前)，执政的国民党鉴于此前民众运动风起云涌，感受到了有“威胁”，故而对于社会组织加强了控制，地方的教育会面临着被停摆的困境，其后经过整顿才得以恢复，但元气已伤，不复此前光景。教育社当时亦受波折，随着社会环境的逐渐稳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类别、数量、人员诸方面均有进步。此后，它们与教育学会又联合组成了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中，继续坚持着教育的研究，展现了我中华民族坚贞不屈的精神。三级教育研究组织自身也有所变化，如从自然人变成了社团法人，从会长制转向了委员制，就教育研究而言，从民间代议的形式，转向了民间合议等等。　　 走中国式的“第三条道路”来发展教育，原本为无奈之下的权宜之计，却有意料之外的收获，那就是符合国情，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至于走这条道路所经受的种种波折，以及道路本身的起起伏伏、疙疙瘩瘩，则可能是学习所免不了的学费。今日之中国，依然还很不富裕，普及教育的追求也未更改，教育学术研究水平依然需要加以提高，历史的经验值得加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