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伴随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实施,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中国民众掀起的反日运动,作为一种新型的反帝爱国运动登上了历史舞台,它是中日民族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也是中国民众反对外侮的最为主要的方式之一本文以1927—1937年中国的反日运动为研究对象,首先回顾了这一时段反日运动的概况。该运动始发于1927年日本首次出兵山东,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达到高潮,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出现了转折,1933年后若断若续的延展,并逐渐向抗日运动转变。反日运动的发生存在着必然性和偶然性,是一种“积累—刺激—应激反应”的过程,它爆发的根本原因是中日民族矛盾的突显。1927—1937年的反日运动以抵制日货为主要方式,通过多样化的宣传形式,将反日情绪扩散到普通民众中。运动的参与者呈现复杂性,一方面表现为参与对象结构的多层次性,另一方面表现在不同主体在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不同。1927—1937年的反日运动的参与结构包括领导力量和参与民众,领导力量主要是国民党、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共产党,参与民众主要由商界、学界及其他民众构成。其中,不少个人和社会组织对运动的贡献都是自己原来行业或职业活动的某种延伸,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等,不同特性的民众所表现出来的具体反日行为也是其心理特征的体现。反日运动中建立的各种组织机构,遍布全国各地、各行各业,使得运动呈现组织化、规范化的特点,运动中各种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完善,将个人的反日行为纳入到相同的固定模式中,使运动从无序走向有序。1927—1937年的反日运动对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经济遭受了重大打击,日本在华资产阶级遭受损失,中日贸易也呈现下降趋势,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取缔该运动。运动也对中国产生了影响,促进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为一些民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运动的发生、发展对政府外交又或多或少有影响。一方面,这种不断发展并获得广泛“民意”的运动常常被国民党利用,作为对日交涉的外交后盾。另一方面,这一民族主义爱国运动有时也会给中日双方外交上带来一定的压力。最终,日本政府加快其侵略步伐,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而中国的反日情绪则在历次的反日运动中逐渐汇合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