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的诗学思想,是中国现代诗学史上重要的一环。他的诗学,借鉴了西方诗学理论,从本国诗学的现实语境出发,既能“入”,不致使其诗学流于空洞,甚至张冠李戴,又能“出”,不致被当前的主流遮住视野,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诗学主张。追究其诗学的理论渊源,他主要受了更注重经验和现实人生的后期象征主义及英美现代主义诗学,尤其是艾略特和瑞恰慈诗学的影响。他是译介艾略特、瑞恰慈的先驱,写下了《爱略特的诗》、《再论爱略特的诗》、《曹葆华译<科学与诗>序》三篇非常有见地的文章。他把艾略特和瑞恰慈的诗学与个人阅读体验融会贯通,从文艺本体观、传统观、形式追求、经验论及“读者”这五个方面建构了他的诗学体系。在批评实践中,他遵循了自己的诗学理念,主张把文学理论与实际批评结合起来,避免了理论的概念化,而从具体文本出发,准确地把握了批评对象的实质。如果说叶公超诗学形成的主要影响莫过于西方现代诗学,那么,已经有一定发展的中国现代诗学,不仅是他批评的对象之一,同时也构成了其诗学的背景。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才能更准确的辨析出叶公超诗学的特质:包容性和前瞻性。包容性指他的诗学论述范围广博而且深入,尤其是在诗歌形式一栏中,真正把语言带入了格律建构原则。前瞻性指他的诗学在理论及实践上都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尤其是在诗质追求上,提倡一种主知的“经验”的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