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联合国的六大组成机构之一,ICJ一直致力于为各当事国领土争端之解决提供一条和平的司法化路径,至今已成功化解十余例领土争议且得到了完满执行。在这些领土争端的解决过程中不难发现,ICJ已然将条约的效力置于三重性判案规则金字塔之顶端,因此对相关条约的解释和适用往往决定领土格局的最终划定。据此,条约的解释问题业已逐渐成为ICJ领土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核心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司法进程和钓鱼岛争端的解决皆具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意图再次强调厘清ICJ条约解释习惯对我国的重大战略意义。第二章则叙述了有关条约解释的基本理论,具体包括条约解释的概念、必要性、相关学说流派和对《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条约解释条款的详细解读。第三章论述了ICJ在领土争端中条约解释应遵循的规则和使用的方法,考察了文义解释方法、体系解释方法和历史解释方法的具体适用实践,并就ICJ条约解释过程中在不同案件中所遇到的特殊问题进行了说理,如条约解释中的第三国介入问题、对标点符号和默许协议的解释问题、测绘材料在条约解释中的应用问题等。同时,该章评释了当前ICJ在领土争端条约解释实践中所存在之三个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解释价值低估、负担过重和肆意造法缺陷,并探讨了通过制定证据可采性规则、法官独立和反对意见解释程序等治理上述三个樊笼之建议。第四章则根据ICJ在特定争端中的条约解释习惯,着重分析了中日钓鱼岛争端所涉及之确定两国于此争议领土之权利义务关系之核心条约可能出现的解释结果,就此为我国化解上述争端提出合理化建议,并呼吁我国应继续侧重和加强对ICJ领土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