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作为新闻与文学的“混血儿”,在1978—1989年,吸引了记者、诗人、作家等人群的目光,这些具有不同身份标签的人群纷纷加入报告文学的创作,致使报告文学达到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然而,当“文革”成为被否定的历史,社会处于重大转型期,带有不同身份标签的个体进行报告文学创作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诉求,他们背后的政治或经济逻辑都有着超越文学写作的意义。文章以“1978—1989年报告文学作者”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对报告文学总体脉络的历史梳理,探讨1978—1989年作者的创作背景,新旧历程的转变、媒介变革等因素极大地推动报告文学的发展。结合报告文学作者的创作背景,以搜集作者的作品、新闻访谈、文学杂谈等相关文献为主线,探析报告文学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身份立场,发现作者身份有三种认知:作家、公共知识分子、新闻记者。紧接着,文章以身份认同为理论基点,着重从“自我角色确认”和“社会认同”两个方面考量报告文学作者三重身份的建构及认同过程。研究发现,作家、公共知识分子、记者均是借“报告文学”这一文学手段,实现自身价值诉求,达到“干预生活”的目的。但是三重身份的作者群体均是从自我身份立场进行报告文学的创作,使其在写作方式上也各有不同:虚构、批判、真实。立足当下,正值自媒体勃兴之际,来自不同社会角落的公众皆以“公民记者”这一身份通过各种自媒体平台进行言论表达、干预生活;而1978—1989年,集多重身份的报告文学作者则以“报告文学作者”这一共同身份进行文学创作,以实现“追求话语表达权、干预生活”的目的。纵观二者,有相似之处,这不禁让我们反思,“公民记者”这一身份是否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已经有出现的迹象?当前“公民记者”这一身份的时兴,不过是被发达的媒介技术“放大”了。通过对“1978—1989年报告文学作者”进行身份认同研究,我们可以将“报告文学作者”这一写作群体表征为传统媒体背景下的“公民记者”。结合当前的新媒介环境,“公民记者”经历了从“职业性”到“草根化”的身份渐变,除了专业作者,大批非专业作者加入到“公民记者”的队伍中来。在身份变化的过程中,“公民记者”依然承续着报告文学作者“公共参与、干预现实”的行为特征,这对认识自媒体时代的“公民记者”具有启示意义。但是我们也必须警惕,报告文学作者于不同身份意识下所呈现出的“后真相式”写作端倪,也同样影射在“公民记者”身上,当这一端倪在新媒介环境下逐渐被放大,必然会给当前新闻内容生产带来一系列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