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举国体制60多年,既有助于新中国的建设,也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同时通过媒介和舆论为国人树立了不同时代的英雄形象,影响了一代代的国人。在探讨举国体制与运动员媒介形象时,本文要考量的不仅有特殊的国情（如新中国成立时的国内外环境）,也要考察举国体制施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还要考虑历史遗留的“情结”;在塑造运动员高大光辉的英雄形象时,不仅有计划体制内的民族英雄,也有市场化、职业化“叛逆”的《独自上场》的形象。本文把举国体制的嬗变分为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是从“东亚病夫”到奥运“第一金”;第二个周期是从洛杉矶到雅典奠定中国体育大国地位;第三个周期是北京奥运会实现中国体育强国之梦。与上述三个时期相对应的运动员媒介形象也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民族英雄”的形象;第二个阶段是“为国争光”的媒介形象;第三个阶段是中国体育腾飞的强国梦与明星梦形象。可视化分析是一种将大量数据关联分析,辅助人工操作实现智能关联分析并得出完全图表呈现的研究方法。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采用的分析方法是知网提供的计量可视化分析。研究中的图表是根据研究需要在中国知网搜索筛选后,由知网数据库提供数据统计的分析结果,真实可靠。本文从历史的视角和现实发展的经纬出发,通过文本研究,分析历史文献呈现的中国具体的国情和运动员鲜明的媒介形象;通过明星运动员个案研究挖掘他们鲜活的英雄形象,分析这些体育明星是如何通过体育赛事和精彩表现展现个人与国家、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同时展示运动员自身的娱乐化特征和个性特点;通过访谈记录知名专家、学者、奥运冠军及国家体育总局官员的话语,结合中国知网数据可视化分析,对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研究和分析得出合情合理的结论或建议:一、中国体育举国体制有自己的特色和特点,这是由特殊的国情决定的。二、体育明星媒介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奥运冠军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上,涉及到其影响力和社会经济行为等。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体育明星的价值越来越多的由体育竞赛成绩的展现转移到消费娱乐化的展示上。三、民族英雄是时代的产物,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在新中国初期阶段,特殊的国情决定了需要像许海峰、荣国团式的“民族英雄”,来激发民族情感,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四、英雄人物的媒介形象是政治说教和意识形态宣传的刻板和缩影。当政治需要大于体育竞技本身时,成绩成为唯一的标准,也是宣传意识形态最好的标的。五、国家形象和民族英雄形象是捆绑在一起的,所谓一荣俱荣。当国家崛起,树立国家形象和国际形象时,体育舞台是一个良好的突破口,万人瞩目的奥运会成为各个国家寻找展示的平台。六、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联结,集体与个人互动。作为体育名人,英雄们也需要处理好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多数情况下是个人服从集体和国家。民族主义是运动员体现最彻底的“底色”。七、中国女排精神的产生是一定历史阶段特殊国情决定的,背负特殊使命使然。改革开发的国策与拼搏上进的“女排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郎平和中国女排一直存在,她见证了“女排精神”产生、发扬光大的全过程,是“女排精神”历史的见证人,她的媒介形象是中国女排精神的缩影。八、刘翔的媒介形象是体育运动员成功与失败比较典型的案例,运动员的名利观与运动成绩和民族主义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九、《奥运争光计划纲要》是国家实施的制度性计划,未必都符合每一个运动项目和每一个运动员。运动项目和运动员都有各自的发展规律和个性。金牌战略下的每一个运动员都应该被关爱和呵护,只重视金牌会导致国家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十、在2008年北京奥运后,由“举国体制”向“市场机制”的转变是社会发展和体育事业繁荣的需要,也是对“举国体制”进行改革和完善的必要条件。体育价值观的重塑和金牌观的弱化是推动“举国体制”改革的结果。十一、锦标主义下的体育竞技运动缺乏人文关怀,导致运动员文化素养不足,最终导致职业转型存在困难。体育精神的回归更多的体现在媒体的人文关怀和应有的责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