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受全球性新冠疫情和部分国家“逆全球化”的政策冲击以及东南亚国家竞争的加剧的影响,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与升级。而伴随着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技术不断向各个传统产业渗透,传统信息化、自动化平台与新一代数字技术融合,并催生了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形态,推动了制造业的转型和发展,为各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制造业全球分工、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提供了新的机遇。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和对数字经济以及制造业发展现状的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推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提升,然而各国数字经济及制造业发展存在差距,发达国家占据主要地位。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克服信息壁垒、改善生产和管理模式、推动产业间融合等途径实现成本节约效应和价值创造效益,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水平,推动制造业生产的网络协同和生产模式、链条的网络化、扁平化,缩短价值链各环节间的距离,推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的提升。为探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本文以2007-2019年49个国家的数字经济和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发展数字经济有助于推动各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提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国家发展水平、分时段和细分指标的异质性回归结果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数字经济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促进作用更大;从以2012年为节点的分时段分析发现,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能够增强数字经济对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正向作用,这也验证了当前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能够对制造业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从细分指标来看,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的影响程度大于其对前向参与的影响。为深入剖析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作用机制,考虑到一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对其参与进出口贸易以及吸引产业转移进而推动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体系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引入通关效率来衡量贸易便利化水平,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一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来提升所在国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进一步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异质性视角分析,贸易便利化水平在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中介作用更大。进一步通过门槛效应模型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促进作用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受到一国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和制造业竞争力水平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关系;门槛模型检验结果表明,以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和制造业竞争力水平为门槛值时存在单一的门槛效应。最后,根据跨国样本的研究结论,本文对未来世界各国以及中国如何把握数字经济发展契机以及如何进一步与制造业相结合,推动各国参与制造业全球分工的提升,提出了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发展、构建数字经济新规则、加强数字人才培育力度和完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四个方面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