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对于军事与经济的关系，学术界的认识多局限于经济基础的决定地位和军事的负面作用。一百多年来，从军事的角度探索经济的增长轨迹，以及对军事积极作用的探讨，竟然没有根本性的进步!本文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军事学、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和分析法，重点分析西汉中期一系列军事活动的积极意义——这些积极性是如何影响经济走势的。在研究过程中，笔者试图将史学、军事学和经济学的知识结合运用，力图揭示西汉中期军事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全面影响。全文内容主要分以下六大部分：一、绪论。介绍本文的选题起源、学术研究动态和研究对象、目的、理论与方法。学术界在研究军事和经济的关系时，多以马克思主义有关论述为指导，并且局限于两大方面：经济基础对军事的决定作用和军事对经济发展的负作用。长期以来，学术界采用的理论、方法、研究范围都没有根本性的突破。就西汉中期军事研究而言，学术界也一直以汉武帝时期的对外战争为主要研究内容，并且突出了军事活动对西汉经济发展的负作用。这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反映出西汉军事活动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全面影响。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西汉中期的军事活动对经济发展、经济交流产生的积极影响，但至今还没有论著专门总结、论述这些积极作用。二、军事对经济发展反作用研究的理论探讨。笔者结合马克思主义、军事学以及制度经济学的原理与方法，总结出军事对经济反作用的一般结论。军事对经济的反作用，首先是对经济建设的客观环境和成果的保护与破坏；其次，由于军事需求的差异而引起社会制度的变迁——尤其表现在推动产权关系的变迁上，导致社会经济制度在多方面发生或深或浅的变化：或促进新的经济制度诞生，或推动原来的经济制度改良。这些新的产权安排将起到推动或阻碍经济发展作用，并通过促进或阻碍技术进步、提高或降低经济制度的效率等因素表现出来；再次，军事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从正反两方面来讲，主要表现为对生产力的促进或阻碍，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拓展经济区域，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抑或造成物质资源的浪费、破坏生态环境、导致人口减少，等等。三、西汉中期的军事和经济形势。汉武帝时期的战争诸如北攘匈奴，西征大宛，南灭百粤，东伐朝鲜等，有战之年近四十年；另外，其他军事活动如筑边城、徙民实边和屯田、发展骑兵等，共同构成了古代军事活动的一个高发期。然而军事活动的花费是巨大的，汉武帝为了满足数目庞大的军事需求，实施了全面经济改革：改革币制、剥夺富商大贾、实施盐铁等垄断经营、推行均输、平准和调整财政管理机构，逐步实施了战时经济统制政策。同时，为提高军队战斗力，汉武帝还在军事领域内实施改革：发展骑兵、完善兵役制度、实行屯田和徙民实边等。虽然西汉政府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武帝即位之初，国家是“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的繁荣景象；到他在位晚年，国家形势却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人复相食”，盗贼四起，社会动荡不安。时至昭、宣时期，军事形势好转，匈奴已无力对汉朝构成威胁，战争规模缩小，持续时间减少，军事需求缩减，使得国家有条件致力于经济恢复。拥有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加之统治者能够实施有效的经济恢复措施，如轻徭薄赋、招抚流亡、发展官营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重用循吏等，使得汉朝在昭、宣时期初现了“中兴”的繁荣局面。四、西汉中期军事活动对经济发展的具体作用研究。由于学术界以往在军事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方面用墨不足，所以笔者在本节将重点突出这一方面。总的说来，西汉中期的军事活动在推动技术进步、调整产业结构、对外经济交流、边疆经济开拓、经济制度变迁、保护经济发展环境和生产要素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的积极意义；同样，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对社会经济造成了灾难，加剧自然环境恶化，阻碍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等，并导致了社会的动荡不安。由于公共安全和对其自身的地位和利益的威胁，统治者在面临军事威胁时，会力图寻求措施消除威胁。但是国家在一段时期内的经济实力总是有限的，统治者为了满足军事需求就必须要改变经济制度，调整生产与分配，首先满足军事需求。新的经济制度很可能是低效甚至无效的，它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经济的发展。这就是说，至少在军事需求的压力面前，交易费用不是决定产权安排的最根本因素。这是军事需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制度层面的反映。五、最后对本文主要内容作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