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世界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历次银行危机、金融危机乃至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都与银行的不良资产有关，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持续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经济危机、巴西金融动荡，日本、泰国、韩国的大量企业和金融机构倒闭，美国在70——90年代发生的严重金融动荡……这些事实都从不同角度证实，银行大厦的坍塌与资产质量的恶化呈现出惊人的相关性，而银行大厦的崩塌又将直接作用于宏观经济的方方面面。更值得注意的是，反金融危机的代价和成本也从未像今天这样沉重和复杂。因此，对于金融危机的防微杜渐，显得更加迫切和必要。 目前，中国金融业同样存在着大量不良资产，构成了经济安全运行的最大隐患。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很多埋藏的隐患很可能在与强大的“外资军团”竞争中暴露出来，金融业的“健康状况”已经构成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研究不良资产的生成根源，对症下药，探索出一条理论上可行并且在实践上被各国有效运用同时适合我国国情的做法，从而化解我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是本文的意旨所在。 银行不良资产的产生首先有着极其深刻的经济原因。世界上有许多经济学家通过各种角度的分析，试图阐述清楚不良资产的根源。本文主要从信息经济学来论述，不良资产产生的普遍原因和我国不良资产产生的特殊性。其中信息非对称对银行、企业交易行为的不利影响，在每一种经济体制中都存在。但是西方发达国家银行在长达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有效的解决办法，例如，利用同业的信息共享来查询，采用专业的信用评级机构对企业的资信进行评级等，努力减轻这方面的负面影响。而我国这两个问题长期困扰，一直未能得到很好解决。另外，我国不良资产的产生还有其深刻的体制原因。由于国有银行长期背负的财政职能，导致国有企业长期对银行的欠债不还，又归因于国家财政对企业的长期欠账，因而国有商业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实际上是“财政——企业——银行”三者之间的“社会三角债”。再剖其实质，国有商业银行不良债权是一种制度付费，是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因旧的经济金融制度已经瓦解，新的经济金融制度尚未确立，致使新旧制度矛盾冲突，从而制度格局出现“真空地带”，而形成的制度后果。 有效借鉴国外经验，是我国处理不良资产的重要一步。国际金融社会普遍认为，银行的不良资产超过总资产的15％，就必须进行资产重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了不同的不良资产处理模式。其中美国、瑞典、挪威、芬兰、丹麦、 波兰和智利先后对本国银行不良资产进行了全面清理，使银行业转危为安，稳固了金融 局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法国、墨西哥、日本进展缓慢，收效甚微，阿根廷则因日益 增多的不良资产形成顽疾，导致今天经济衰退、政局不稳；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不良 资产的处理则正在进行当中，效果并未显现。 我国银行业不良资产问题是从90年代初开始逐渐显露出来。事实上，中国银行业 的不良资产问题早已经隐藏在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之中。到2001 年9月末，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本外币贷款为6．8万亿元人民币，不良贷款为1．8万 亿元，占全部贷款的26．62％。其中，实际已形成的损失约占全部贷款的7％左右。 由于中国的债权人实际上只有一个，就是国家。债权人（国有银行）和债务人（国 有企业）最终都由一个“人”（国家）来所有。所以，中国处置不良资产面临的最大挑 战在于，在同一名义所有者（国家）之下，与债务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部门具有不同的目 标和不同的部门利益。因此，不良资产的重组在中国也面临三大难点：一是国家、企业 和国有银行的利益关系难以平衡；二是中国没有一个有深度的资本市场，处置不良资产 面临效率问题；三是中国亟待建设一个完善的法律环境。 如何解决上述难点和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己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为此， 理论界和实际部门都在积极探索。本文也从通过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来增强金融监 管；确立银行和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建立市场型的银企关系；采取综合治理措施，有效 化解银行不良资产三个方面，做了详尽的阐述。 总之，中国不良资产的起因决定了化解不良资产工作必须标本兼职，治本为主，也 就是处理已有坏帐的着眼点是防止新的坏帐产生，要杜绝产生坏帐的根源。在处理我国 不良资产问题时，应注意协调好我国政府、银行与企业的关系，防范道德风险的产生： 维护公众信心，加强信息批露：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与银行不良资产的处 置配套进行。 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从不良资产的概念入手，分析了不良资产的相关概念和不良 资产在我国的特殊性；第二章从理论角度，分析了产生不良资产的信息非均衡原理和我 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制度性根源与相关成因；第三章从实践的角度，探讨了各国进行不 良资产交易重组的模式和方法，对各国不良资产重组的效果和经验进行了归纳总结；第